道诡异仙 > 盛唐长歌 > 第43章 房遗爱案与无忌布局

第43章 房遗爱案与无忌布局

    篇二权柄易手(650—655)

    第一节公主之怨——高阳与辩机

    大唐的公主很多,高阳公主只有一个。

    她是太宗皇帝的第十七女,生母不详,偏偏得了天大的宠爱——皇帝批阅奏疏,她能趴在御案边看;皇帝骑马,她要坐前头。

    出降那天,仪仗从太极宫一直排到房府,长安万人围观。赏赐的妆奁堆满库房,礼官翻着册子,念了半个时辰没念完。

    别的公主和亲、远嫁,她留在长安,留在父亲眼皮底下——这份偏爱,宫里宫外都看在眼里,也惯出了她一生的脾气。

    天下没有她得不到的东西。宫里人说,十七公主的性子,像极了皇帝年轻时。可惜,是像了不该像的那一半。

    贞观年间,公主下嫁房遗爱。房家是什么人家?房玄龄的府邸。凌烟阁功臣里排第五的名相,一门两尚书,货真价实的书香将门。

    驸马房遗爱,是房玄龄的次子。

    房玄龄一辈子谨慎,管家极严,家风清素;可这个次子,偏偏生得粗豪——不爱读书,爱鹰犬;不爱清谈,爱围猎。

    老宰相在世时,常被这个儿子气得摇头,骂一句“愚痴”,又叹一句“罢了”。帝女下嫁,是房家的荣耀,也是房家的劫。

    这门亲事,皇帝是用了心的:房家清贵,儿子憨直,配一个骄纵的公主,正好——刚性对憨性,磨一磨。

    皇帝想得周到,唯独没想过一件事:女儿要的不是驸马,是天下。婚后的高阳公主,把房家搅了个底朝天。

    房家规矩重:晨昏定省,全家共食。公主嫁进来,头一顿家宴就不肯去——她贵为帝女,凭什么给房家的老夫人上寿?

    小事,可小事最见人心。先是嫌驸马蠢。

    房遗爱力大善猎,却不通文墨,公主见了他就烦——她要的是能谈诗、谈玄、谈天下的人,偏偏发给她一个抡锤使棒的。

    再是争家产。房玄龄长子房遗直袭了爵位,公主不忿,撺掇房遗爱去争。

    争不过,就闹到宫里,告房遗直的刁状,一状一状地递到御前。太宗皇帝起初还劝,后来烦了,斥了几句。

    公主从此怨上了自己的父亲。真正把怨变成恨的,是一个和尚。辩机。

    这是个了不得的年轻僧人:十五岁出家,师从大总持寺的道岳法师,相貌英秀,学问精深,最难得的是一手好文章。

    后来玄奘取经归来,译场里选九个缀文大德,辩机名列其中,《大唐西域记》就是他执笔的。

    长安的贵公子们以能同辩机论辩为荣,说这僧人胸中藏着一部西域,一张嘴,能把人说到大漠孤烟里去。

    贞观年间,这样一位僧人,在长安郊外讲经。公主随驾郊游,遇见了。

    一个是锦衣玉食却满心荒芜的贵妇,一个是青灯古佛却才华照人的沙门。公主听他讲经。

    讲《摄大乘论》,讲唯识,讲三千大千世界——那些玄远的道理她未必真懂,可她懂这个僧人:他说话的时候,眼睛里有光。

    那光,是驸马那双眼睛里从来没有过的。她从小要什么有什么,唯独没要过“懂得”这两个字。

    父皇宠她,是宠;驸马顺她,是怕;满长安捧她,是捧——只有这个僧人看她的眼神,像看一个人。

    对深宫里的女人,这一眼,比什么都致命。一眼,就是万年。

    公主借着施主的身份,频频往寺里去;后来索性把辩机约到自己的封地上。驸马房遗爱知不知道?知道。

    他不但知道,还替妻子望风——公主投桃报李,送了他两个美貌的侍女。

    一顶绿帽子,换两个美人,外加公主在皇帝面前的美言。这笔账,憨直的驸马觉得不亏。

    后来有史家读到这里,掩卷长叹:房玄龄一世聪明,算无遗策,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——连帽子都算不明白。

    可再想想,也怪不得房遗爱。娶的是皇帝的女儿,抗的是天家的威风,他一个小小的驸马,除了装聋作哑,还能怎样?

    驸马的窝囊,一半是性格,一半是身份。幽会的地方,在公主封地的一处草庐。

    公主出入,仪仗远远地停在别处,只带一两个心腹侍女;辩机从寺里来,粗布僧袍,戴着斗笠,像个游方挂单的行脚僧。

    草庐里有经卷,有茶,有公主从宫里带出的精致器物——两个世界的人,在一座草庐里过了几年太平日子。如此数年。

    后来事情败露,是因为一个小偷。

    一个小偷进辩机的禅房偷东西,偷出了公主赐的宝枕——金镶玉嵌,皇家之物,流落市面,被官府查获。

    顺藤摸瓜,摸出了这段惊天的私情。太宗皇帝震怒。辩机,腰斩。

    腰斩是极刑——一刀之下,人分两截,一时不死,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间。

    有司定罪的时候,援引的是朝廷律令:沙门私通王室,罪不容诛。

    可长安的百姓都知道,真正杀僧人的不是律,是皇帝的怒——最疼爱的女儿,与一个和尚,这口气,天可汗咽不下。

    行刑那天,长安西市,万人空巷。有人说,辩机至死没有喊叫。有人说,他喊了,喊的不是冤,是佛号。

    公主身边的侍女,被杀了十几个,说是知情不报、引导牵线。

    高阳公主本人,皇帝没有杀——虎毒不食子。但从此,皇帝不再见这个女儿。贞观二十三年,太宗驾崩。

    举国服丧,白衣如雪。高阳公主跪在灵前,脸上没有一滴泪。史书记了这一笔:“主怨望。”三个字,冷得像刀。怨谁?

    怨父亲杀了她的和尚,怨父亲毁了她的情事,怨这世上所有的规矩。

    一个心中含怨、又无敬畏的女人,接下来会做什么,谁也拦不住。

    第二节谋反之网——房遗爱案发

    贞观二十二年,房玄龄病故;转年,太宗驾崩。房家的天,塌了一半。

    长子房遗直袭爵,按制,承继的是梁国公的爵位和大部分家产。高阳公主的机会来了。

    她撺掇房遗爱,与兄长分家——不是寻常的分家,是要把爵位也分过来。

    大唐没有这个制度,公主就让人告状:告房遗直“非礼”于自己,又告房遗直骂公主、对皇帝不敬。一状告到永徽皇帝面前。

    永徽初年的皇帝,舅舅长孙无忌辅政,朝政清平,偏偏家务事最难断——一边是公主,一边是功臣的长子,手心手背都是肉。

    皇帝仁厚,不愿深究,把案子交下面审。审来审去,审出一桩谁也没想到的案子。永徽三年底,房遗爱被控谋反。

    审案官顺藤摸瓜——从家产之争,问到驸马圈的风闻,再问到薛万彻酒后的狂言。狂言一层层剥开,剥出了长安城里一个小圈子。

    在另一个驸马身上——薛万彻。薛万彻是随李靖平吐谷浑的老将,娶了太宗的女儿丹阳公主,因为贬官怀怨,酒后说过狂话。

    他说了什么?说当今圣体违和;说若陛下有不讳,当立荆王元景;说我们这些打了一辈子仗的人,不该闲在长安看大门。

    狂话传开,被人抓住,追查下去,牵出了房遗爱。房遗爱与薛万彻、柴令武往来密切——柴令武是柴绍之子,巴陵公主的驸马。

    几个人都是驸马,都对朝廷有怨;凑在一起,牢骚越发的多,多到有了“奉荆王李元景为主,起事”的说法。是真是假,说不清。

    酒后狂言有没有变成真实的图谋,史书语焉不详。但这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,案卷送到了一个人的案头。长孙无忌。

    永徽三年的太尉长孙无忌,是什么处境?他是托孤首臣,是《唐律疏议》的领衔者,是新帝的亲舅舅——权倾朝野,位极人臣。

    可他有一块心病。这块心病,长在别人的血统里,也长在他自己的权位里。

    皇帝李治仁弱,身体又不好;皇位之下,觊觎者未必没有。

    而论血统、论威望、论才干,宗室之中有一个人,始终像一根刺一样立在那里——

    吴王李恪,隋炀帝的外孙,太宗的第三子。当年立储,太宗就说过:“吴王恪英果类我。”这句话,李恪没记住,长孙无忌记住了。

    先帝想立而没立成的人,就是新君最大的隐患,也是他这个托孤首臣最大的隐患。如今,一个谋反案送上门来。

    案中有驸马,有宗室,有武将——网已经张开,就看往里装谁。案卷呈进太尉府的那天夜里,长孙无忌的书房亮了一整夜。

    没有人知道他这一夜想了什么。只知道第二天一早,太尉下令:此案升级,由他亲自过问;涉案人犯,一律移入刑部大狱。

    长孙无忌亲自提审房遗爱。刑部大狱,阴冷潮湿。太尉亲自下狱,房遗爱吓得魂飞魄散。

    他是将门之后,却没上过战场;他骄纵半生,何曾见过刑狱的场面?

    狱吏领他看过一遍牢房:暗无天日的甬道,墙上一层层的旧血渍,隔壁牢里疯了的囚徒在唱歌。

    夹棍还没有上,只是狱吏念了一遍刑具的名目,他就瘫了。

    史书上说,房遗爱被捕之后,“惶惧即承”——吓破了胆,让说什么就说什么。

    可“承”得这么全、这么顺,总觉得背后有人替他理好了名单。于是有了那段著名的“供词交易”。长孙无忌没有动刑。

    他只是坐着,温和地跟房遗爱聊天,聊他的父亲房玄龄,聊当年凌烟阁的荣光,聊公主、聊他的儿女——然后轻轻说了一句:

    “招了吧。谋反,主谋从犯,律有等差;你若检举立功,未必没有生路。”律有等差。

    这是《唐律疏议》白纸黑字的规矩:谋反,斩;但首从有别,检举同谋者,可以减免。房遗爱懂了。

    他懂的不是律,是太尉的意思:想活,就把知道的名字都交出来——尤其是太尉想要的那些名字。

    后来他真的没被凌迟,也没被族诛——他等来的是一句“斩”,干净利落。至于太尉许诺的“生路”,史书没再提。

    招供的人,往往到死才明白一个道理:能给你许诺的人,也能随时收回。可那时已经晚了。供词像流水一样漫出来。

    狱卒送饭的时候发现,这位驸马爷招供招得极其勤勉——每天一早,主动求见审案官,说昨夜又想起了一些人、一些事。

    起初是三个名字,后来是十个,再后来,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供出了多少名字。

    薛万彻,柴令武,巴陵公主,荆王李元景——这是案中本有的。然后,供词漫过了案件的边界。吴王李恪。江夏王李道宗。

    执失思力。一个个名字,从房遗爱的嘴里吐出来,落在纸上,就成了铁案。狱中的供词一日三变,越供越大。

    先是驸马圈,再是宗室,再是手握兵权的老将——案情的边界,一步一步,精确地覆盖了朝中所有能让太尉感到不安的人。

    审案的官吏后来私下说:房遗爱招得太多、太快了——快得像是背好了功课。永徽四年二月,案结。谋反,坐实。

    房遗爱、薛万彻、柴令武,斩;荆王李元景、吴王李恪,赐死;巴陵公主、高阳公主,赐死。

    一案,两条宗室的命,两个公主的命,三位驸马,外加一串流放的高官。

   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房遗爱谋反案”——后世读史的人,大多不信它是真的谋反,都信它是真的清洗。清洗,从吴王的死开始。

    而吴王的死,早在当年先帝那句“英果类我”出口的时候,就已经写好了——只是执行的时间,落在了永徽四年。

    第三节吴王之死——“陛下违先帝之命”

    吴王李恪,死在永徽四年三月。罪名:与房遗爱通谋,欲举大事。证据:房遗爱的供词。一句供词,一条命。

    消息传到李恪的封地时,他正在园中练字。史书没有记他当时的表情,只记了他接到赐死诏书后说过的话。

    那句话,是冲着长安说的,也是冲着他的父亲说的:“陛下不遵先帝之命,以无辜杀我。”先帝之命——指的是什么?

    贞观年间,先帝确实动过换储的念头,说“吴王恪英果类我”,想改立李恪,被长孙无忌拦下。

    拦下之后,先帝对无忌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“公岂以恪非己之甥邪?”你反对李恪,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的外甥?

    这句话,先帝说的时候是玩笑,落在无忌心里,是一根刺。

    如今李恪死前重提“先帝之命”——先帝既然动过立他的心,就是想过保他一生。

    而今天的杀身之祸,恰恰源于当年那点未遂的天心。命运,早在十年前就埋好了这一刀。李恪这个人,值得多说几句。

    他是太宗诸子中最像太宗的一个:善骑射,有文武才,性格刚烈,行事果决。

    他身上还流着另一个王朝的血——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。前朝的公主,嫁了新朝的秦王,生下的儿子,骨子里流着两朝天子的血。

    两朝帝胄,这个身份,在太平年月是荣耀,在夺位的风声里,是催命符。

    关陇旧族看李恪,眼睛是复杂的:杨家的外孙,李家的儿子——他若得势,前朝的旧人是不是要翻身上来?

    而长孙家,是踩着隋末的乱局起家的新贵,最忌讳的,恰恰就是这种“两朝通吃”的人。

    太宗生前对李恪的教导,是敲打式的:“父子虽至亲,及其有罪,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。”

    ——你若安分,是国之柱石;你若越界,国法第一个饶不过你。

    李恪安分了吗?安分了。他就藩吴地,礼贤下士,政声颇佳,朝中呼声一直很高。

    吴地百姓说,吴王殿下轻车简从,劝课农桑,遇灾年开仓赈济——是个好亲王。可正是这个“好”字,害了他。

    长安的朝堂上,好评如潮水一样涌向吴地,涌得越多,太极宫里的那把御座,就晃得越厉害。呼声高,本身就是罪。

    尤其是——他姓李,又有两朝血脉,还有先帝那句“英果类我”。

    那句话,贞观十七年说的,说完就被长孙无忌顶了回去;十年过去,当年立储之争的余波,本以为早已平息。

    可是话,说出口就是泼出去的水。有人记得。赐死的诏书下来,李恪没有辩。

    辩什么呢?供词已画押,案已定性,长安那边,要的不是真相,是名字。

    他只是整了整衣冠,向北而拜——拜的是长安,是父亲的昭陵方向。吴地的春天,柳絮纷飞。府中的旧部跪了一地,哭声一片。

    李恪扶起老仆,说了最后一句家常话:把马厩里那匹老马放了,它随我十二年,不该再给人骑。然后,说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诅咒。

    监刑官是个中年人,做这行十几年,杀过绿林,杀过叛卒,杀过贪官——他自以为什么都见过。直到李恪开口。

    监刑官记下了这段话,一字不敢漏:

    “长孙无忌窃弄威权,构害良善。若宗社无灵,当亦族灭;若宗社有灵,当令长孙氏灭族不久!”窃弄威权,构害良善。

    这八个字,是李恪给长孙无忌下的判词。

    后一句,是诅咒:长孙家弄权害人,天必报之——若天下有灵,灭你长孙全族,就在不久的将来!监刑官念到这里,笔停了。

    他不敢写。李恪惨然一笑:“写。皇帝要看,就让他看。这话,是说给李家子孙听的。”刀光落下。吴王李恪,年三十四。

    同一时间,长安。

    薛万彻临刑,慷慨大喊,说自己有平吐谷浑的大功,不该死在这里;刀下之后,行刑者数刀才断——长安人都说,是老将军不服。

    荆王李元景赐死前,只提了一个请求:留全尸。高阳公主死在自家宅中,白绫赐下的时候,她正在对镜梳头。

    据说她梳完了最后一个髻,才接的白绫。

    镜子里的女人三十出头,眉眼还是当年长安最明艳的公主——只是镜外站着的,全是持诏的官差。死前,没有人记下她说了什么。

    也许什么都没说。

    她怨恨了一辈子——怨父亲,怨和尚,怨房家,怨这个不容她的世道——到头来,连她的死,都只是别人案卷里的一行字。

    案卷上,她的名字旁边,是“赐死”两个字。当年太极宫最得宠的十七公主,落到史书里,连一句遗言都没有混上。

    爱过她的人,她爱的人,恨她的人,害她的人——那一年春天,都死在了一起的案卷里。宗室的血,流进了长安的春泥里。

    而太极宫中,年轻的皇帝看着结案的奏报,久久不语。史书记了皇帝的一句话,很轻,也很重:

    李恪下狱后,皇帝曾哭着对侍臣说:“荆王,朕之叔父;吴王,朕兄也。”朕的叔父,朕的兄长。可是哭完了,诏书还是照发。

    仁弱的皇帝,拗不过强势的舅舅——或者说,他不敢拗,也不想拗。

    有史家后来评这一段:皇帝的眼泪是真的,诏书也是真的——眼泪流给人心,诏书送给权力,两不相欠。

    只是苦了泉下的先帝:他亲手选定的仁弱储君,在他死后不到五年,就亲手在诏书上勾掉了自己的兄长。

    吴王死了,下一个该轮到谁?满朝文武都在心里列名单。

    名单很快揭晓——而揭晓的那一刻,所有人才看清:这张名单上删掉的名字,比留下的更触目惊心。

    第四节无忌布局——威福自专

    清洗的名单,比所有人预想的都长。死刑之外,是流放。

    江夏王李道宗,流放象州——这位征吐谷浑、平高昌的名将王爷,一辈子打了几十仗,最后死在岭南的路上。

    执失思力,流放——娶了九江公主的突厥驸马,为大唐守了几十年北门。

    宇文节,罢相流放——堂堂侍中,仅仅因为跟房家走得近:他的儿子娶了房家的女儿,一门姻亲,就此葬送了半生功名。

    还有一串:与房家通婚的、与吴王有旧的、在朝会上替被告说过话的——或贬官,或流放,一夜之间,长安少了上百个熟面孔。

    这还不算完。案后大清洗,连地方都波及:各州与涉案诸王、驸马有往来的属官,纷纷调任、贬斥。

    一张网撒下去,收网时,网眼里全是大唐的栋梁。数一数这份名单,你会发现一件惊人的事:

    死的、流的、贬的,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是长孙无忌之外,朝中资历最老、声望最重、最能跟他分庭抗礼的人。

    李道宗,宗室里军功第一。李恪,宗室里威望第一。宇文节,政事堂里资历第一。薛万彻,军界里勇名第一。

    房遗直被贬,房家的势力连根拔起。一石数鸟。吴王李恪死了,新君最大的潜在威胁没了。

    李道宗死了,宗室里没人能在军中说硬话了。老臣贬尽,政事堂里剩下的,都是长孙无忌的人。

    于是永徽四年之后,长安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朝局——

    三省宰相,几乎清一色是太尉的门生故旧;重大决策,先过太尉府,再进宫门。

    连皇帝的诏书,中书省起草之前,都要先送到太尉宅里“商量”。

    这年冬天,太尉府的门槛被踏破了——想外放的、想升迁的、想给子孙谋出路的,都往太尉府递帖子。

    有个县令想谋一个州官,送了重礼,在府外候了三日。第四日,管事出来传话:太尉说了,官声不错,好生做。

    县令大喜——太尉知道他的名字!回到任上,逢人便讲,治下大治。没人见过太尉,太尉却替皇帝“简拔”了全天下的官。

    府里的管事收礼收到手软,只好定了个规矩:求见太尉,先递门状,排队——排到开春,还不一定能见上一面。

    长安人背地里摇头:这还是大唐的天子堂吗?是——但姓什么,不好说了。

    有人给这个局面下了四个字的考语:威福自专——不是皇帝的朝堂,是一个人的朝堂。长孙无忌自己怎么想?他觉得自己是忠的。

    辅佐外甥,鞠躬尽瘁;铲除隐患,为国家计——吴王有“英果类我”的旧话,万一有人拥立,天下再乱一次怎么办?

    除掉李恪,是为新君扫清道路,是为大唐的安定。他不觉得这是弄权。他觉得这是责任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

    弄权的奸臣知道自己在弄权,尚有底线;忠臣觉得自己在尽忠,便可以理直气壮地把所有障碍——连同障碍背后的人——碾过去。

    长孙无忌的悲剧在于:他用贞观式的手段,行永徽式的清洗,还以为自己在守护贞观。

    有一年岁末,阖族子弟向无忌贺岁,说如今太尉一言,重于九鼎,长孙氏满门荣宠,冠绝当代。

    满堂贺声里,无忌摆了摆手,说了句心里话:“人臣处权势之极,是祸不是福。”他知道。

    他知道高处不胜寒,知道月满则亏,知道自己踩在刀刃上。可他还是停不下来。

    因为停下来,就等于承认李恪该活、承认自己错了;而承认自己错了,那些死去的人,找谁讨还公道?

    忠臣的理路,是不能回头的——回头,前面所有的牺牲都成了罪。骑虎难下。只能一直骑下去,骑到虎把人甩下来为止。

    而那头虎,此刻还在感业寺里,青灯古佛,无波无澜——没有一个人,把一个出宫修行的先帝才人,放在眼里。

    永徽四年的长安,表面上是“有贞观遗风”的太平治世:米价低平,讼狱清简,西域捷报频传,各州的祥瑞一道接一道地报进京来。

    治世是真的。治世之下的恐惧,也是真的。

    两样东西同在一片屋檐下,互不干扰,像长安的坊:东坊娶亲,西坊出殡,鼓声隔着一堵墙,各敲各的。

    水面之下,朝堂已经悄悄换了一种生态:敢说话的老臣,死的死,流的流,贬的贬。

    剩下的官员都学乖了——奏事之前,先想想太尉的脸色。

    有个青年官员,在朝房外听见同僚议论吴王案,忍不住说了句“吴王冤枉”——声音不大,说完自己也后怕了。同僚慌忙掩他的口。

    第二天,这个青年就被外放去了岭南。从此,长安的官场上,再没人公开谈论永徽四年的案子。

    沉默,像雪一样落下来,盖住了长安,也盖住了每个人的心。可是被雪盖住的东西,没有消失。它只是在底下,冷着,记着。

    只有刑场上那句诅咒,穿透了沉默,在关中的风里飘着——

    “若社稷有灵,当令长孙氏灭族不久!”没有人相信诅咒。包括说的人,包括听的人。

    诅咒这种东西,说出口的时候像疯话,应验的时候像预言——中间隔着的,是人心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路。

    行刑那天在场的监刑官,把这段话封进了案卷。案卷存进刑部架阁库,落灰。

    监刑官本人,后来终身不再提永徽四年的事。有人问起,他只说:那天下着小雨。一年过去了,风平浪静。

    三年过去了,改元显庆,长孙无忌迎来了他权势的顶点——也就在顶点之后,那个从感业寺回宫的武皇后,开始一步步走近御座。

    六年过去了,皇后废立,朝廷血战,太尉一败涂地。

    长安换了年号,改了宰相,宫里多了新的面孔——那个从感业寺回来的武氏,正在一步、一步地走近权力中枢。没有人再想起李恪。

    也没有人想起他的诅咒。直到显庆四年,洛阳——

    一桩“谋反”的帽子,扣到了长孙无忌自己的头上——用的手段,与永徽四年如出一辙:构陷、罗织、逼供。

    他被流放黔州,又被逼自缢于驿馆之中,族人流放的流放,充官奴的充官奴。

    长安的老人们才猛然想起,六年前,刑场之上,那个青年王爷指着苍天说过的那句话。一字不差。

    一语成谶。

    李恪临刑前对监刑官说的最后一句狠话,一字一字,落在了六年的光阴之后。

    史笔如铁。

    它不着急,它只是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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