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3章 张说文治
第一节封禅之议——泰山之行的政治学
开元九年九月,姚崇病逝于东都洛阳,年七十二。
同月,一道敕令自长安发出:兵部尚书张说,同中书门下三品,入朝为相。
张说进京那日,带了三车书。守门的兵卒拦住盘问,张说的随从指着车道:“这是相爷的家当。”兵卒掀开草帘,一车一车的,全是书卷。兵卒愣了:“别人做官,带的是金银细软,相爷怎么带书?”
张说在车里听见,掀帘笑道:“姚公给大唐留下的是规矩,我带来的是文章。规矩管当下,文章管长久。”
长安城里传开了这句话。有人嗤笑:好大的口气。也有人点头:这位张尚书掌文学三十年,这话,他当得起。
张说掌的是兵部。兵部管的是打仗,他却一上任就上了一道奏章:请修文德。奏章里说:天下底定,府兵日弛,与其修武备,不如修文章。治国如写文章,字句通顺了,气脉自然通畅。
玄宗把奏章看了两遍,对高力士说:“姚崇在时,教朕办事;宋璟在时,教朕守规矩。如今张说来了,要教朕写文章。”
高力士道:“陛下,文章写得好,江山也漂亮。”
玄宗笑了。
开元十二年冬,群臣请封禅。
封禅,是古来帝王功成治定之后,到泰山顶上告祭天地的盛典。自高宗乾封年间封禅以来,已经六十年没有天子登过泰山了。群臣的奏章雪片一样飞进宫里,说天下太平,四夷宾服,请陛下告成功于天。连年高岁稔,仓廪皆满,奏章里的措辞一次比一次恳切:陛下若不行此典,天下人的心气,往哪里安放?
玄宗有些动心,又有些犹豫。他私下对高力士说:“朕即位十三年,做了些事,也闯过些祸。封禅是告天,天看得见朕,朕不敢欺天。”
高力士道:“陛下怕什么?”
“怕两样。”玄宗道,“一怕边境有事,典礼办到一半,烽火就烧起来了;二怕劳民伤财,大典办完,百姓的怨言比万岁声还响。”
高力士道:“陛下何不问问张说?”
于是玄宗把张说召来,当面问他:“朕即位十三年,配得上封禅吗?”
张说答得干脆:“配得上。陛下诛韦后,平太平,除积弊,开元以来,岁丰人安,仓廪充实,四夷酋长岁岁入朝。古之帝王,功成治定,莫不封禅。陛下若不行,后世史官写到这里,要问一句:开元天子,为什么不敢上泰山?”
玄宗道:“朕不是不敢。朕是怕——怕泰山之巅,风太大。”
张说笑道:“风大,才见天子。”
玄宗看了他半晌,终于道:“好。封禅。你来办。”
于是张说领了封禅使的差事。办差第一件事,是定仪注。他翻出贞观年间的旧礼,又参照显庆礼,一条一条地改定:斋戒几日,登山几日,燔柴几堆,玉册几道,写得分分明明。有人劝他:“封禅之礼,礼官自有成规,何必事事亲为?”
张说道:“盛世的大典,一丝一毫都要是盛世的样子。礼定则人心定。”
筹备了整整一年。造玉牒,用的是蓝田美玉,金绳缠束,金泥封缄;制石䃭,用的是泰山青石,打磨得光可鉴人。张说亲自监工,连玉牒上刻字的笔划,都要看三遍。匠人们私底下说:这位封禅使,比造玉册的还较真。
又拣选随行官员。张说定了个规矩:随行登封者,须是五品以上,德行清正。名单报上来,他勾勾画画,改了一多半。有人不服,张说道:“泰山顶上,站的都是大唐的脸面。脸面不好看,封什么禅?”
开元十三年十月,车驾发东都。
队伍出洛阳的时候,洛阳城里的百姓夹道相送。百官公卿,四夷酋长,僧道儒生,车马绵延数百里,望不到头。史官在辇旁记下这一幕,笔尖都发颤。沿途州县,十里一亭,五里一堠,供帐之盛,百姓传为奇谈。
十一月,车驾至泰山下。玄宗斋戒三日,登封坛设在泰山之巅,坛高三丈,四出陛,坛上设昊天上帝之位。玉牒用金绳缠束,玉册置于石䃭之中,石䃭深埋于坛下。
登山那日,天朗气清。玄宗乘马登山,百官跟随。山道陡峭处,马不能行,玄宗下马步行,百官相扶而上。到得绝顶,风果然大,吹得旌旗猎猎作响。玄宗立于坛前,南向而拜,燔柴祭天,烟气直上九霄。礼官朗声读祝文——那祝文,是张说亲自写的,字字铿锵。
读毕,玄宗亲手将玉册放入石䃭,封土为坛。山下,群臣伏地,山呼万岁。万岁之声,回荡于群峰之间,久久不绝。
礼毕,大赦天下,赐酺三日。扈从百官,皆加阶进爵。
推恩的时候,张说多引了自己的亲信。有随行的中书省小吏,一夜之间超授五品,章服都来不及换,绿袍上缀着绯色的绶带。张说的女婿郑鉴,本是佐史小吏,被张说引为随行太祝,登山行礼,礼毕超授五品。中书舍人张九龄看不过去,寻了个空子,私下对张说:“公掌封禅,天下拭目。恩典太滥,恐招物议。”
张说笑道:“我掌礼,礼毕酬功,理所应当。九龄,你多虑了。”
张九龄道:“公,郑鉴是您的女婿,天下人都看着。”
张说脸上的笑淡了些:“登山行礼,论功行赏,与亲戚何干?”
张九龄不再说话。他看着张说的背影,总觉得这位老长官,把封禅当成了自己的一场大典。
回程的路上,车驾绕道曲阜,玄宗幸孔子宅,以太牢之礼祭孔子。
张说陪祭。祭毕,玄宗立在孔子像前,看了很久,忽然问:“张卿,泰山封禅,告的是天;曲阜祭孔,敬的是什么?”
张说道:“敬的是‘文’。天授命,文立命。陛下封禅,是告天成功;祭孔,是告天下:大唐的太平,不靠刀枪,靠的是文章。”
玄宗点点头,亲自燃了一炷香。
出曲阜那日,朔风渐起。玄宗与张说并辔而行。远山如黛,残阳如血。
张说望着泰山的方向,忽然说:“陛下,泰山之巅,是天下最高的地方了。”
玄宗望着远山,轻声说:“最高的地方,风也最大。”
张说一怔,还想说什么,玄宗已催马向前。那句话,就那样落进了风里。
第二节改政事堂——中书门下体制
要论这盛世的架子,得从封禅前两年说起。
开元十一年,张说进中书令,拜真宰相。
他上任办的第一件大事,不是理政,是改堂。
政事堂设在门下省。自高宗朝起,宰相们每天卯时到这里议事,议完各回各衙。这堂没有印,没有属吏,没有一间档案房。宰相议了事,还要写成状子,送进宫里画敕,再转回尚书省施行。绕一大圈,事情才能落地。
张说在中书令任上坐了三个月,越坐越觉得不对劲。他算过一笔账:一桩救灾的事,政事堂议定,要三天;送宫里画敕,要两天;转尚书省行文,又要两天;等公文到州,七天过去了。州里再逐级往下传,灾民早就饿得啃树皮了。
还有一桩,更让他堵心。开元初年,河南大水,政事堂议定了赈济章程,文书在门下、中书、尚书三省之间转来转去,有一份底稿竟在吏员案头压了半个月。张说追问起来,那吏员委屈道:“相爷,政事堂没个专管的房,文书该归谁,谁也不清楚。”
张说把这话记在了心里。
这日散朝,他把几位宰相留下,指着政事堂的匾额说:“诸公,这堂,该改了。”
宰相们面面相觑:“改什么?”
“改名字。”张说道,“从今往后,不叫政事堂,叫中书门下。”
有人问:“换一块匾,有什么讲究?”
张说道:“讲究大了。政事堂是个‘堂’,是个商量事的地方;中书门下是个‘衙门’,是个办差的地方。堂,散了就散了;衙门,得有印,得有吏,得有规矩。宰相要担天下之重,先得有一个担得起的架子。”
说罢,他从袖中取出一卷纸,上面写着改制方案:中书门下下设五房——吏房掌铨选,枢机房掌机要,兵房掌军政,户房掌钱谷,刑礼房掌刑法与礼制。五房分曹,各主一摊。另铸“中书门下之印”,设堂后官、主书,掌文书档案。
有老臣嘀咕:“宰相议事,历朝如此,何必多此一举?”
张说道:“历朝如此,是因为历朝宰相不用担这么重的事。如今户口日繁,政务如山,五房分曹,令出即行。诸公若怕麻烦,日后中书门下忙起来,你们自然明白这‘麻烦’,省了多少麻烦。”
又有人道:“添了吏,设了房,养的人多了,朝廷的俸禄——”
“俸禄是小账。”张说打断他,“公文压着不办,赈灾误了时辰,误的才是大账。诸公算一算,哪头划算?”
满堂沉默。改制的事,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换匾那日,是个晴天。老木匠拆下“政事堂”三个字的旧匾,又挂上“中书门下”四个字的新匾。匾是新楠木的,黑漆金字,在日光下闪闪发亮。
围观的人里有位致仕的老臣,拄着拐杖看了半晌,叹道:“老头子当了一辈子官,见过政事堂挂过三块匾。这一块,怕是挂得最久的。”
有人问:“何以见得?”
老臣道:“前两块匾,挂的是‘商量’二字;这一块,挂的是‘权力’二字。权力有了衙门,衙门就会越长越结实。”
张说正好经过,听了这话,脚步顿了顿,回过头来,向那老臣拱了拱手:“老丈说得是。可也请老丈记住一句话——衙门越结实,坐在里头的人,越要有怕。”
老臣眯着眼看他:“张相怕什么?”
“怕手里的印。”张说道,“印盖下去,就是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。怕它,才不敢乱盖。”
老臣拄着拐杖,看了他半晌,忽然笑了:“好。老头子活到这把年纪,头一回听见宰相说怕。张相,这块匾,挂得值。”
张说没有再说话,迈步进了堂。
当晚,张九龄来中书门下找张说议事。走到门口,抬头看见新匾,站住看了很久。张说迎出来:“九龄,看什么?”
张九龄道:“看公改的这个堂。公改的哪里是堂,改的是宰相的分量。”
张说笑了:“你看出来了。”
张九龄道:“公,容我说一句不好听的。从前政事堂没印没吏,宰相议完事就散,想专权也专不了。如今中书门下五房俱全,印信一新——日后坐在这堂里的人,若不如公,怎么办?”
张说沉默片刻,道:“那就要看这堂里的规矩,够不够硬。规矩硬,好人坐得稳;规矩软,坏人坐得住。所以我才要五房分曹,事有专主——把权力关进格子,一格一格地关好。”
张九龄望着这位老长官,忽然觉得,他改的这块匾,比封禅的玉牒还要重。
五房初设那几个月,中书门下乱成了一锅粥。堂后官是新选的,主书是新补的,档案房是新盖的,连案牍的格式都要重定。张说索性搬到堂里住了半个月,一张一张地看文书,一房一房地捋规矩。老吏们私下说:张相这是把宰相府当成战场来守了。
等一切上了轨道,张说才松了一口气。他指着档案房里新立起来的一排排架阁,对张九龄说:“九龄你看,从今往后,大唐每一条政令,都在这架阁里留底。日后有人翻出来,知道哪一年哪一月,朝廷做过什么、为什么做——这就是‘规矩’的账本。”
张九龄道:“账本记的是过去。公,账本能不能管住将来?”
张说道:“管不住将来,也照着它做。人心里有账本,手才会抖。”
此后数年,中书门下成了大唐真正的权力中枢。诏令从这里发出,政事在这里决断,五房文书如山,堂后官跑断了腿。有人骂张说揽权,也有人夸张说立制。不管骂还是夸,宰相府的印,从这一年起,正式盖在了大唐的诏令上。
变化是看得见的。从前一桩赈灾的公文要转七天,如今五房分曹,户房当天议定,堂印当天盖下,第二天就能出京。没过几年,有一年关中大旱,从政事堂议赈到长安开仓,只用了三天。县州的急递驿马在官道上跑,驿卒们私下说:如今朝廷办事,快得像换了个人。
也有人说闲话:“张相把宰相府修得这么结实,怕不是给子孙修的吧?”
张说听了,只回了一句:“房子修结实了,住进去的不管是张是李,都替大唐办事。”
他倒没想过,这话日后要应验。
第三节集贤之院——“开元文治”的总成
开元十三年四月,张说又上了一道奏章:请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。
丽正书院本是修书之所,开元初年设立,聚了几个文人抄抄书、讲讲经,冷冷清清。张说要把它扩成一座大书院:聚天下之书,聚天下之才,校书、修书、著书,兼备天子顾问。
奏章里写:“国家之盛,不止于兵甲之利、仓廪之丰,亦在于文教之兴。愿陛下置集贤殿书院,聚文学之士,整比经籍,撰述典章,使开元之治,有书为证。”
玄宗看了,大悦,亲自题写院额。挂匾那日,张说请了玄宗临幸,满朝文臣都来看热闹。玄宗看着“集贤殿书院”五个字,笑道:“集贤,集贤。朕的贤才,一半在朝堂上,一半在这书院里。”
张说知院事,张九龄等为学士。一时名士,皆在院中。
集贤院是一座跨院的深宅。院子中央是藏书楼,四壁皆书架,书架从地面顶到房梁,分甲乙丙丁四部,藏两京之书。书是按类分的:经史子集,各占一壁;版本不同,分架而藏。执掌书楼的典书吏,手里有一本账簿,哪本书借出去、哪本还回来,记得分毫不差。
楼里常年有几十个抄书手伏案疾书,笔尖沙沙作响,像落雨。抄书手是从各州县征调来的善书者,写一笔好楷书。一页抄完,校书郎接过去对勘,错一个字,整页重抄。有人嫌费纸,校书郎板着脸道:“书是传子孙的,错一个字,传下去就是错一百年。”
张说每天散朝后,都要到集贤院坐一坐。他不坐正堂,专爱坐在抄书手中间,听笔尖响。有一回,张九龄问他:“公日日来听这个,听出什么了?”
张说道:“听出太平。打仗的时候,没人抄书;饿肚子的时候,没人抄书。笔尖响,是天下最安静的声音——只有仓廪实、百姓安的时候,才有得响。”
张九龄默然。
这一年,集贤院开始修一部大书——《唐六典》。
这部书的来头,要追溯到开元十年。那年玄宗下诏,仿《周官》六典之制,修一部大唐的官制总典:中央六省一台九寺五监,地方州县,官职品秩,职权隶属,一一写明。书名就叫《六典》——六典者,治典、教典、礼典、政典、刑典、事典也。
修书是苦差。学士们白天翻档案,夜里核旧制,一个字一个字地抠。有一回,为了一处官名的沿革,张说与两位学士争到深夜,最后翻出贞观年间的敕令底稿,才定下来。散席时,张说揉着发酸的脖子,笑道:“修书如打仗,一字一关。守住了,才算赢。”
张九龄陪他熬到半夜,揉着眼睛问:“公,一部官制书,用得着这么较真吗?”
张说道:“用得着。天下这么大,政令要有一个准头。六典修成,官有官制,吏有吏法——一千年后的人翻开它,也知道大唐的官是怎么当的。这比修一百座城池都值。”
他又说:“九龄,你记住。城池会被攻破,宫室会朽烂,只有字,火烧不烂,水浸不烂,刀砍不烂。字,是比砖石更结实的东西。”
张九龄望着灯下那堆卷帙,忽然明白了:张说修的哪里是书,是一部“规矩经”。
开元十四年,张说又奏请修《开元礼》。
他说:“封禅是礼,祭祀是礼,婚丧嫁娶也是礼。礼定则俗定,俗定则天下安。国家富有四海,不可以无礼。”
玄宗准了。于是集贤院又开了一摊:辑五礼之文,参酌古今,撰修一部大唐的礼仪总典。这一修,就是六年——修到张说去世,又修到开元二十年,方才成书,凡一百五十卷。
集贤院最热闹的时候,院中有学士、直学士、侍讲、修撰、校理,加上抄书手、装潢工、典书吏,数百人。两京书库的藏书,一年比一年多。外邦使节来朝,玄宗常带他们到集贤院走一圈,指着满楼的书说:“此朕之库藏。”
有使节问:“陛下,这一楼书,值多少钱?”
玄宗笑道:“无价。钱买得来米,买不来这一楼字。”
张说站在一旁,没有作声。他心里清楚,这满楼的书,有一半是从他笔底下流出来的。掌文学之任三十年,朝廷的大述作,诏书、碑文、祝文,多出其手。时人把他与许国公苏颋并称,叫作“燕许大手笔”。
玄宗也常到集贤院听学士讲书。有一回讲《周易》,学士讲到“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”,玄宗忽然问张说:“张卿,什么叫‘化成天下’?”
张说答道:“以文章化育天下。打仗只能让人怕,文章能让人服。陛下治天下,靠的不是刀,是这一院子的书。”
玄宗环顾满楼的书架,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。
可高力士注意到,离开集贤院时,玄宗回头看了那座藏书楼一眼。那一眼,看了很久。
回宫路上,玄宗忽然说:“高力士,朕的文治,一半在张说的笔底下。”
高力士道:“陛下,笔底下的是文治,笔底下也是人心。”
玄宗看了他一眼,没有说话。
这话,高力士记了很多年。后来他常常想起,那是他说过的,最重的一句话。
集贤院的灯火,一院一院地亮着。张说没有看到《六典》成书——那部书修了十几年,到开元二十六年方才成书,凡三十卷。他也没看到《开元礼》颁行——那一百五十卷礼典,成书之日,他已去世两年。
可集贤院的灯火没有灭。灯下修书的学士换了一茬又一茬,书架上的新卷添了一卷又一卷。后来的人翻开《六典》,看见三省六部的条目清清楚楚,谁也不记得最初熬夜校字的那个人是谁了。
字,果然比砖石结实。
第四节与宇文融之争——宰相与财臣
开元九年,张说入相的同一年,监察御史宇文融上了一道奏章:请检括天下逃户。
所谓逃户,是战乱之后逃亡隐匿的户口。人逃了,田荒了,税也没了。宇文融的办法是:宽乡客户就地附籍,既往不咎,补纳轻税,永为课户。
玄宗看了这道奏章,眼睛一亮。户部报上来的账,年年是亏;宇文融这一括,括出来的可都是钱。
于是宇文融领了差事,一路检括下去。他的办事班子,人称“括户使”,账册随身,驿马疾驰,到了州县,先把逃户名单抄出来,再按图索骥。有逃户的人家,官府上门,不抓不罚,只把户籍补上,就地附籍。
百姓起初害怕,后来见真不追究,便陆陆续续回来登记。宇文融每括一县,都要写一封报捷的奏章,把数字报得漂漂亮亮。几年之间,检括出客户八十余万,田亦称是。每年增收的租庸调,数以百万计。玄宗大喜,擢宇文融为御史中丞,恩宠日隆。
宇文融得势之后,奏章递得更勤了。今日请括田,明日请括户,后日请减官。张说坐在中书门下,看着这一道道奏章,眉头越皱越紧。
这日,宇文融又递上来一道奏章,请扩大检括的范围。张说压住不批,把宇文融叫到堂上来,当面问他:“宇文中丞,逃户括了多少?”
宇文融拱手道:“八十余万。”
张说道:“够了。再括下去,括的就是民心。”
宇文融脸色一变:“张相此言差矣。逃户不括,国用何出?”
张说道:“国用要出,民心也要安。你今日括户,明日括田,后日还要括什么?括到有田有户的人家头上,就不是括户,是剥皮了。”
宇文融的脸色白了白,没有再争。他退出中书门下,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新匾,眼里像淬了刀子。
此后两年,宇文融的奏请,张说多所抑损。二人结怨渐深。
宇文融不是一个人。他在朝中结交了御史大夫崔隐甫——就是开元年间以铁面著称的那一位——两人一拍即合,专等着抓张说的把柄。
把柄,张说自己送上门来。
张说信术士。中书令府里,常有方士出入,替他占星望气,卜问吉凶。这在太平年景是忌讳——天子尚不敢妄言天命,何况宰相?又有人揭发,张说任封禅使时,收受地方官馈赠,封禅推恩,多引亲信。
开元十四年四月,御史大夫崔隐甫、御史中丞宇文融,联名弹劾张说:私引术士,窥测天象;纳贿徇私,滥赏亲信。
玄宗震怒。满朝哗然。
敕旨下来,罢张说中书令,改授尚书右丞相,仍知集贤院事。
高力士奉命去中书令府看了一趟。回来奏道:“陛下,张说蓬头垢面,席藁待罪,府中门可罗雀。他见奴婢去,只说了一句话。”
玄宗问:“什么话?”
“他说,陛下若许,臣愿留集贤院,把《六典》修完。”
玄宗沉默了很久。他想起封禅那日,张说立于坛前,字字铿锵地读祝文的样子。他想起张说进京时,那三车书。
“朕不是气他贪。”玄宗终于开口,“朕是气他——他本该是最懂规矩的人,怎么自己先破了规矩?”
高力士没有接话。他看见玄宗的眼圈,微微地红了。
张说罢相之后,果然闭门修书。府里没了车马喧闹,倒成了半个书院。集贤院的学士们来看他,他拉着人家的手问《六典》修到哪一卷了;《开元礼》的稿子,他派人一趟一趟地往院里送,批注写得比正文还多。有人劝他:“公已罢政,何必再操这个心?”
张说道:“相位是陛下的,书是自己的。陛下拿得走相位,拿不走书。”
他校书校到深夜,案头一盏灯,照亮一堆稿纸。窗外风雨大作,他伏案写着批注,笔尖不停。家里人说:相爷做了一辈子官,最体面的日子,竟是罢官之后。
开元十七年,风头过去。玄宗想起这个老臣,复拜张说为尚书左丞相,仍知集贤院事。
召见那日,张说老了。他鬓边全是白发,走路也慢了许多。玄宗在殿上看着他一步步走近,忽然有些恍惚——眼前这个人,替他写了封禅的祝文,替他改了政事堂,替他攒了满楼的书,如今连腰都弯了。
“张卿,”玄宗道,“这些年,委屈你了。”
张说伏地道:“臣不敢言委屈。臣闭门三年,把《六典》的稿子又校了两遍——今日正好呈给陛下。”
玄宗一愣,随即笑了:“你还是老样子,见了朕,只谈书。”
张说道:“书是臣的命。陛下叫臣回来,想必也是想让臣把书修完。”
玄宗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。他望着张说的背影退出殿去,忽然觉得,君臣之间,隔了些说不清的东西。
这一年,朝中还有一桩大事:宇文融拜了相。
检括逃户出身的人,竟也坐上了中书门下的堂。消息传出,有人摇头,有人艳羡。可宇文融这相位,坐了不到百日。他括户时逼得太急,州县怨声四起;拜相后又急于立功,奏请清查天下户口,户部与州县皆苦之。于是弹章又飞上来——这回弹的不是张说,是他宇文融。
贬官,流放。宇文融死于贬所的路上。
他括出来的那些户,他收上来的那些钱,终究没保住他那一顶官帽。
张说听到宇文融死讯时,正在集贤院校《六典》的稿子。他放下笔,沉默了一会儿,道:“括户没有错,错在括急了。急火攻心的人,走不远。”
说完,又提起笔,接着校书。
回朝那日,张说走进中书门下——如今他亲手改的这座衙门——抬头看见那块黑漆金字的匾,站了很久。
守门的吏员认得他,垂手行礼:“张相,堂上正等您议事。”
张说点点头,迈步往里走。忽然,他停住了。
他想起四年前,封禅归来的路上,自己说过的那句话:“陛下,泰山之巅,是天下最高的地方了。”
玄宗望着远山,轻声说:“最高的地方,风也最大。”
那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这句话。
此后的风,他都自己扛了。
开元十八年冬,张说卒于长安,年六十四。赠太师,谥曰文贞。
他留下的文集,三十卷,后人称作《张燕公集》。集子里有诏书,有碑文,有封禅的祝文——唯独没有那一次对话。
风过泰山,千年不止。集贤院的书,一页一页,还在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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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元九年九月,姚崇病逝于东都洛阳,年七十二。
同月,一道敕令自长安发出:兵部尚书张说,同中书门下三品,入朝为相。
张说进京那日,带了三车书。守门的兵卒拦住盘问,张说的随从指着车道:“这是相爷的家当。”兵卒掀开草帘,一车一车的,全是书卷。兵卒愣了:“别人做官,带的是金银细软,相爷怎么带书?”
张说在车里听见,掀帘笑道:“姚公给大唐留下的是规矩,我带来的是文章。规矩管当下,文章管长久。”
长安城里传开了这句话。有人嗤笑:好大的口气。也有人点头:这位张尚书掌文学三十年,这话,他当得起。
张说掌的是兵部。兵部管的是打仗,他却一上任就上了一道奏章:请修文德。奏章里说:天下底定,府兵日弛,与其修武备,不如修文章。治国如写文章,字句通顺了,气脉自然通畅。
玄宗把奏章看了两遍,对高力士说:“姚崇在时,教朕办事;宋璟在时,教朕守规矩。如今张说来了,要教朕写文章。”
高力士道:“陛下,文章写得好,江山也漂亮。”
玄宗笑了。
开元十二年冬,群臣请封禅。
封禅,是古来帝王功成治定之后,到泰山顶上告祭天地的盛典。自高宗乾封年间封禅以来,已经六十年没有天子登过泰山了。群臣的奏章雪片一样飞进宫里,说天下太平,四夷宾服,请陛下告成功于天。连年高岁稔,仓廪皆满,奏章里的措辞一次比一次恳切:陛下若不行此典,天下人的心气,往哪里安放?
玄宗有些动心,又有些犹豫。他私下对高力士说:“朕即位十三年,做了些事,也闯过些祸。封禅是告天,天看得见朕,朕不敢欺天。”
高力士道:“陛下怕什么?”
“怕两样。”玄宗道,“一怕边境有事,典礼办到一半,烽火就烧起来了;二怕劳民伤财,大典办完,百姓的怨言比万岁声还响。”
高力士道:“陛下何不问问张说?”
于是玄宗把张说召来,当面问他:“朕即位十三年,配得上封禅吗?”
张说答得干脆:“配得上。陛下诛韦后,平太平,除积弊,开元以来,岁丰人安,仓廪充实,四夷酋长岁岁入朝。古之帝王,功成治定,莫不封禅。陛下若不行,后世史官写到这里,要问一句:开元天子,为什么不敢上泰山?”
玄宗道:“朕不是不敢。朕是怕——怕泰山之巅,风太大。”
张说笑道:“风大,才见天子。”
玄宗看了他半晌,终于道:“好。封禅。你来办。”
于是张说领了封禅使的差事。办差第一件事,是定仪注。他翻出贞观年间的旧礼,又参照显庆礼,一条一条地改定:斋戒几日,登山几日,燔柴几堆,玉册几道,写得分分明明。有人劝他:“封禅之礼,礼官自有成规,何必事事亲为?”
张说道:“盛世的大典,一丝一毫都要是盛世的样子。礼定则人心定。”
筹备了整整一年。造玉牒,用的是蓝田美玉,金绳缠束,金泥封缄;制石䃭,用的是泰山青石,打磨得光可鉴人。张说亲自监工,连玉牒上刻字的笔划,都要看三遍。匠人们私底下说:这位封禅使,比造玉册的还较真。
又拣选随行官员。张说定了个规矩:随行登封者,须是五品以上,德行清正。名单报上来,他勾勾画画,改了一多半。有人不服,张说道:“泰山顶上,站的都是大唐的脸面。脸面不好看,封什么禅?”
开元十三年十月,车驾发东都。
队伍出洛阳的时候,洛阳城里的百姓夹道相送。百官公卿,四夷酋长,僧道儒生,车马绵延数百里,望不到头。史官在辇旁记下这一幕,笔尖都发颤。沿途州县,十里一亭,五里一堠,供帐之盛,百姓传为奇谈。
十一月,车驾至泰山下。玄宗斋戒三日,登封坛设在泰山之巅,坛高三丈,四出陛,坛上设昊天上帝之位。玉牒用金绳缠束,玉册置于石䃭之中,石䃭深埋于坛下。
登山那日,天朗气清。玄宗乘马登山,百官跟随。山道陡峭处,马不能行,玄宗下马步行,百官相扶而上。到得绝顶,风果然大,吹得旌旗猎猎作响。玄宗立于坛前,南向而拜,燔柴祭天,烟气直上九霄。礼官朗声读祝文——那祝文,是张说亲自写的,字字铿锵。
读毕,玄宗亲手将玉册放入石䃭,封土为坛。山下,群臣伏地,山呼万岁。万岁之声,回荡于群峰之间,久久不绝。
礼毕,大赦天下,赐酺三日。扈从百官,皆加阶进爵。
推恩的时候,张说多引了自己的亲信。有随行的中书省小吏,一夜之间超授五品,章服都来不及换,绿袍上缀着绯色的绶带。张说的女婿郑鉴,本是佐史小吏,被张说引为随行太祝,登山行礼,礼毕超授五品。中书舍人张九龄看不过去,寻了个空子,私下对张说:“公掌封禅,天下拭目。恩典太滥,恐招物议。”
张说笑道:“我掌礼,礼毕酬功,理所应当。九龄,你多虑了。”
张九龄道:“公,郑鉴是您的女婿,天下人都看着。”
张说脸上的笑淡了些:“登山行礼,论功行赏,与亲戚何干?”
张九龄不再说话。他看着张说的背影,总觉得这位老长官,把封禅当成了自己的一场大典。
回程的路上,车驾绕道曲阜,玄宗幸孔子宅,以太牢之礼祭孔子。
张说陪祭。祭毕,玄宗立在孔子像前,看了很久,忽然问:“张卿,泰山封禅,告的是天;曲阜祭孔,敬的是什么?”
张说道:“敬的是‘文’。天授命,文立命。陛下封禅,是告天成功;祭孔,是告天下:大唐的太平,不靠刀枪,靠的是文章。”
玄宗点点头,亲自燃了一炷香。
出曲阜那日,朔风渐起。玄宗与张说并辔而行。远山如黛,残阳如血。
张说望着泰山的方向,忽然说:“陛下,泰山之巅,是天下最高的地方了。”
玄宗望着远山,轻声说:“最高的地方,风也最大。”
张说一怔,还想说什么,玄宗已催马向前。那句话,就那样落进了风里。
第二节改政事堂——中书门下体制
要论这盛世的架子,得从封禅前两年说起。
开元十一年,张说进中书令,拜真宰相。
他上任办的第一件大事,不是理政,是改堂。
政事堂设在门下省。自高宗朝起,宰相们每天卯时到这里议事,议完各回各衙。这堂没有印,没有属吏,没有一间档案房。宰相议了事,还要写成状子,送进宫里画敕,再转回尚书省施行。绕一大圈,事情才能落地。
张说在中书令任上坐了三个月,越坐越觉得不对劲。他算过一笔账:一桩救灾的事,政事堂议定,要三天;送宫里画敕,要两天;转尚书省行文,又要两天;等公文到州,七天过去了。州里再逐级往下传,灾民早就饿得啃树皮了。
还有一桩,更让他堵心。开元初年,河南大水,政事堂议定了赈济章程,文书在门下、中书、尚书三省之间转来转去,有一份底稿竟在吏员案头压了半个月。张说追问起来,那吏员委屈道:“相爷,政事堂没个专管的房,文书该归谁,谁也不清楚。”
张说把这话记在了心里。
这日散朝,他把几位宰相留下,指着政事堂的匾额说:“诸公,这堂,该改了。”
宰相们面面相觑:“改什么?”
“改名字。”张说道,“从今往后,不叫政事堂,叫中书门下。”
有人问:“换一块匾,有什么讲究?”
张说道:“讲究大了。政事堂是个‘堂’,是个商量事的地方;中书门下是个‘衙门’,是个办差的地方。堂,散了就散了;衙门,得有印,得有吏,得有规矩。宰相要担天下之重,先得有一个担得起的架子。”
说罢,他从袖中取出一卷纸,上面写着改制方案:中书门下下设五房——吏房掌铨选,枢机房掌机要,兵房掌军政,户房掌钱谷,刑礼房掌刑法与礼制。五房分曹,各主一摊。另铸“中书门下之印”,设堂后官、主书,掌文书档案。
有老臣嘀咕:“宰相议事,历朝如此,何必多此一举?”
张说道:“历朝如此,是因为历朝宰相不用担这么重的事。如今户口日繁,政务如山,五房分曹,令出即行。诸公若怕麻烦,日后中书门下忙起来,你们自然明白这‘麻烦’,省了多少麻烦。”
又有人道:“添了吏,设了房,养的人多了,朝廷的俸禄——”
“俸禄是小账。”张说打断他,“公文压着不办,赈灾误了时辰,误的才是大账。诸公算一算,哪头划算?”
满堂沉默。改制的事,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换匾那日,是个晴天。老木匠拆下“政事堂”三个字的旧匾,又挂上“中书门下”四个字的新匾。匾是新楠木的,黑漆金字,在日光下闪闪发亮。
围观的人里有位致仕的老臣,拄着拐杖看了半晌,叹道:“老头子当了一辈子官,见过政事堂挂过三块匾。这一块,怕是挂得最久的。”
有人问:“何以见得?”
老臣道:“前两块匾,挂的是‘商量’二字;这一块,挂的是‘权力’二字。权力有了衙门,衙门就会越长越结实。”
张说正好经过,听了这话,脚步顿了顿,回过头来,向那老臣拱了拱手:“老丈说得是。可也请老丈记住一句话——衙门越结实,坐在里头的人,越要有怕。”
老臣眯着眼看他:“张相怕什么?”
“怕手里的印。”张说道,“印盖下去,就是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。怕它,才不敢乱盖。”
老臣拄着拐杖,看了他半晌,忽然笑了:“好。老头子活到这把年纪,头一回听见宰相说怕。张相,这块匾,挂得值。”
张说没有再说话,迈步进了堂。
当晚,张九龄来中书门下找张说议事。走到门口,抬头看见新匾,站住看了很久。张说迎出来:“九龄,看什么?”
张九龄道:“看公改的这个堂。公改的哪里是堂,改的是宰相的分量。”
张说笑了:“你看出来了。”
张九龄道:“公,容我说一句不好听的。从前政事堂没印没吏,宰相议完事就散,想专权也专不了。如今中书门下五房俱全,印信一新——日后坐在这堂里的人,若不如公,怎么办?”
张说沉默片刻,道:“那就要看这堂里的规矩,够不够硬。规矩硬,好人坐得稳;规矩软,坏人坐得住。所以我才要五房分曹,事有专主——把权力关进格子,一格一格地关好。”
张九龄望着这位老长官,忽然觉得,他改的这块匾,比封禅的玉牒还要重。
五房初设那几个月,中书门下乱成了一锅粥。堂后官是新选的,主书是新补的,档案房是新盖的,连案牍的格式都要重定。张说索性搬到堂里住了半个月,一张一张地看文书,一房一房地捋规矩。老吏们私下说:张相这是把宰相府当成战场来守了。
等一切上了轨道,张说才松了一口气。他指着档案房里新立起来的一排排架阁,对张九龄说:“九龄你看,从今往后,大唐每一条政令,都在这架阁里留底。日后有人翻出来,知道哪一年哪一月,朝廷做过什么、为什么做——这就是‘规矩’的账本。”
张九龄道:“账本记的是过去。公,账本能不能管住将来?”
张说道:“管不住将来,也照着它做。人心里有账本,手才会抖。”
此后数年,中书门下成了大唐真正的权力中枢。诏令从这里发出,政事在这里决断,五房文书如山,堂后官跑断了腿。有人骂张说揽权,也有人夸张说立制。不管骂还是夸,宰相府的印,从这一年起,正式盖在了大唐的诏令上。
变化是看得见的。从前一桩赈灾的公文要转七天,如今五房分曹,户房当天议定,堂印当天盖下,第二天就能出京。没过几年,有一年关中大旱,从政事堂议赈到长安开仓,只用了三天。县州的急递驿马在官道上跑,驿卒们私下说:如今朝廷办事,快得像换了个人。
也有人说闲话:“张相把宰相府修得这么结实,怕不是给子孙修的吧?”
张说听了,只回了一句:“房子修结实了,住进去的不管是张是李,都替大唐办事。”
他倒没想过,这话日后要应验。
第三节集贤之院——“开元文治”的总成
开元十三年四月,张说又上了一道奏章:请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。
丽正书院本是修书之所,开元初年设立,聚了几个文人抄抄书、讲讲经,冷冷清清。张说要把它扩成一座大书院:聚天下之书,聚天下之才,校书、修书、著书,兼备天子顾问。
奏章里写:“国家之盛,不止于兵甲之利、仓廪之丰,亦在于文教之兴。愿陛下置集贤殿书院,聚文学之士,整比经籍,撰述典章,使开元之治,有书为证。”
玄宗看了,大悦,亲自题写院额。挂匾那日,张说请了玄宗临幸,满朝文臣都来看热闹。玄宗看着“集贤殿书院”五个字,笑道:“集贤,集贤。朕的贤才,一半在朝堂上,一半在这书院里。”
张说知院事,张九龄等为学士。一时名士,皆在院中。
集贤院是一座跨院的深宅。院子中央是藏书楼,四壁皆书架,书架从地面顶到房梁,分甲乙丙丁四部,藏两京之书。书是按类分的:经史子集,各占一壁;版本不同,分架而藏。执掌书楼的典书吏,手里有一本账簿,哪本书借出去、哪本还回来,记得分毫不差。
楼里常年有几十个抄书手伏案疾书,笔尖沙沙作响,像落雨。抄书手是从各州县征调来的善书者,写一笔好楷书。一页抄完,校书郎接过去对勘,错一个字,整页重抄。有人嫌费纸,校书郎板着脸道:“书是传子孙的,错一个字,传下去就是错一百年。”
张说每天散朝后,都要到集贤院坐一坐。他不坐正堂,专爱坐在抄书手中间,听笔尖响。有一回,张九龄问他:“公日日来听这个,听出什么了?”
张说道:“听出太平。打仗的时候,没人抄书;饿肚子的时候,没人抄书。笔尖响,是天下最安静的声音——只有仓廪实、百姓安的时候,才有得响。”
张九龄默然。
这一年,集贤院开始修一部大书——《唐六典》。
这部书的来头,要追溯到开元十年。那年玄宗下诏,仿《周官》六典之制,修一部大唐的官制总典:中央六省一台九寺五监,地方州县,官职品秩,职权隶属,一一写明。书名就叫《六典》——六典者,治典、教典、礼典、政典、刑典、事典也。
修书是苦差。学士们白天翻档案,夜里核旧制,一个字一个字地抠。有一回,为了一处官名的沿革,张说与两位学士争到深夜,最后翻出贞观年间的敕令底稿,才定下来。散席时,张说揉着发酸的脖子,笑道:“修书如打仗,一字一关。守住了,才算赢。”
张九龄陪他熬到半夜,揉着眼睛问:“公,一部官制书,用得着这么较真吗?”
张说道:“用得着。天下这么大,政令要有一个准头。六典修成,官有官制,吏有吏法——一千年后的人翻开它,也知道大唐的官是怎么当的。这比修一百座城池都值。”
他又说:“九龄,你记住。城池会被攻破,宫室会朽烂,只有字,火烧不烂,水浸不烂,刀砍不烂。字,是比砖石更结实的东西。”
张九龄望着灯下那堆卷帙,忽然明白了:张说修的哪里是书,是一部“规矩经”。
开元十四年,张说又奏请修《开元礼》。
他说:“封禅是礼,祭祀是礼,婚丧嫁娶也是礼。礼定则俗定,俗定则天下安。国家富有四海,不可以无礼。”
玄宗准了。于是集贤院又开了一摊:辑五礼之文,参酌古今,撰修一部大唐的礼仪总典。这一修,就是六年——修到张说去世,又修到开元二十年,方才成书,凡一百五十卷。
集贤院最热闹的时候,院中有学士、直学士、侍讲、修撰、校理,加上抄书手、装潢工、典书吏,数百人。两京书库的藏书,一年比一年多。外邦使节来朝,玄宗常带他们到集贤院走一圈,指着满楼的书说:“此朕之库藏。”
有使节问:“陛下,这一楼书,值多少钱?”
玄宗笑道:“无价。钱买得来米,买不来这一楼字。”
张说站在一旁,没有作声。他心里清楚,这满楼的书,有一半是从他笔底下流出来的。掌文学之任三十年,朝廷的大述作,诏书、碑文、祝文,多出其手。时人把他与许国公苏颋并称,叫作“燕许大手笔”。
玄宗也常到集贤院听学士讲书。有一回讲《周易》,学士讲到“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”,玄宗忽然问张说:“张卿,什么叫‘化成天下’?”
张说答道:“以文章化育天下。打仗只能让人怕,文章能让人服。陛下治天下,靠的不是刀,是这一院子的书。”
玄宗环顾满楼的书架,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。
可高力士注意到,离开集贤院时,玄宗回头看了那座藏书楼一眼。那一眼,看了很久。
回宫路上,玄宗忽然说:“高力士,朕的文治,一半在张说的笔底下。”
高力士道:“陛下,笔底下的是文治,笔底下也是人心。”
玄宗看了他一眼,没有说话。
这话,高力士记了很多年。后来他常常想起,那是他说过的,最重的一句话。
集贤院的灯火,一院一院地亮着。张说没有看到《六典》成书——那部书修了十几年,到开元二十六年方才成书,凡三十卷。他也没看到《开元礼》颁行——那一百五十卷礼典,成书之日,他已去世两年。
可集贤院的灯火没有灭。灯下修书的学士换了一茬又一茬,书架上的新卷添了一卷又一卷。后来的人翻开《六典》,看见三省六部的条目清清楚楚,谁也不记得最初熬夜校字的那个人是谁了。
字,果然比砖石结实。
第四节与宇文融之争——宰相与财臣
开元九年,张说入相的同一年,监察御史宇文融上了一道奏章:请检括天下逃户。
所谓逃户,是战乱之后逃亡隐匿的户口。人逃了,田荒了,税也没了。宇文融的办法是:宽乡客户就地附籍,既往不咎,补纳轻税,永为课户。
玄宗看了这道奏章,眼睛一亮。户部报上来的账,年年是亏;宇文融这一括,括出来的可都是钱。
于是宇文融领了差事,一路检括下去。他的办事班子,人称“括户使”,账册随身,驿马疾驰,到了州县,先把逃户名单抄出来,再按图索骥。有逃户的人家,官府上门,不抓不罚,只把户籍补上,就地附籍。
百姓起初害怕,后来见真不追究,便陆陆续续回来登记。宇文融每括一县,都要写一封报捷的奏章,把数字报得漂漂亮亮。几年之间,检括出客户八十余万,田亦称是。每年增收的租庸调,数以百万计。玄宗大喜,擢宇文融为御史中丞,恩宠日隆。
宇文融得势之后,奏章递得更勤了。今日请括田,明日请括户,后日请减官。张说坐在中书门下,看着这一道道奏章,眉头越皱越紧。
这日,宇文融又递上来一道奏章,请扩大检括的范围。张说压住不批,把宇文融叫到堂上来,当面问他:“宇文中丞,逃户括了多少?”
宇文融拱手道:“八十余万。”
张说道:“够了。再括下去,括的就是民心。”
宇文融脸色一变:“张相此言差矣。逃户不括,国用何出?”
张说道:“国用要出,民心也要安。你今日括户,明日括田,后日还要括什么?括到有田有户的人家头上,就不是括户,是剥皮了。”
宇文融的脸色白了白,没有再争。他退出中书门下,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新匾,眼里像淬了刀子。
此后两年,宇文融的奏请,张说多所抑损。二人结怨渐深。
宇文融不是一个人。他在朝中结交了御史大夫崔隐甫——就是开元年间以铁面著称的那一位——两人一拍即合,专等着抓张说的把柄。
把柄,张说自己送上门来。
张说信术士。中书令府里,常有方士出入,替他占星望气,卜问吉凶。这在太平年景是忌讳——天子尚不敢妄言天命,何况宰相?又有人揭发,张说任封禅使时,收受地方官馈赠,封禅推恩,多引亲信。
开元十四年四月,御史大夫崔隐甫、御史中丞宇文融,联名弹劾张说:私引术士,窥测天象;纳贿徇私,滥赏亲信。
玄宗震怒。满朝哗然。
敕旨下来,罢张说中书令,改授尚书右丞相,仍知集贤院事。
高力士奉命去中书令府看了一趟。回来奏道:“陛下,张说蓬头垢面,席藁待罪,府中门可罗雀。他见奴婢去,只说了一句话。”
玄宗问:“什么话?”
“他说,陛下若许,臣愿留集贤院,把《六典》修完。”
玄宗沉默了很久。他想起封禅那日,张说立于坛前,字字铿锵地读祝文的样子。他想起张说进京时,那三车书。
“朕不是气他贪。”玄宗终于开口,“朕是气他——他本该是最懂规矩的人,怎么自己先破了规矩?”
高力士没有接话。他看见玄宗的眼圈,微微地红了。
张说罢相之后,果然闭门修书。府里没了车马喧闹,倒成了半个书院。集贤院的学士们来看他,他拉着人家的手问《六典》修到哪一卷了;《开元礼》的稿子,他派人一趟一趟地往院里送,批注写得比正文还多。有人劝他:“公已罢政,何必再操这个心?”
张说道:“相位是陛下的,书是自己的。陛下拿得走相位,拿不走书。”
他校书校到深夜,案头一盏灯,照亮一堆稿纸。窗外风雨大作,他伏案写着批注,笔尖不停。家里人说:相爷做了一辈子官,最体面的日子,竟是罢官之后。
开元十七年,风头过去。玄宗想起这个老臣,复拜张说为尚书左丞相,仍知集贤院事。
召见那日,张说老了。他鬓边全是白发,走路也慢了许多。玄宗在殿上看着他一步步走近,忽然有些恍惚——眼前这个人,替他写了封禅的祝文,替他改了政事堂,替他攒了满楼的书,如今连腰都弯了。
“张卿,”玄宗道,“这些年,委屈你了。”
张说伏地道:“臣不敢言委屈。臣闭门三年,把《六典》的稿子又校了两遍——今日正好呈给陛下。”
玄宗一愣,随即笑了:“你还是老样子,见了朕,只谈书。”
张说道:“书是臣的命。陛下叫臣回来,想必也是想让臣把书修完。”
玄宗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。他望着张说的背影退出殿去,忽然觉得,君臣之间,隔了些说不清的东西。
这一年,朝中还有一桩大事:宇文融拜了相。
检括逃户出身的人,竟也坐上了中书门下的堂。消息传出,有人摇头,有人艳羡。可宇文融这相位,坐了不到百日。他括户时逼得太急,州县怨声四起;拜相后又急于立功,奏请清查天下户口,户部与州县皆苦之。于是弹章又飞上来——这回弹的不是张说,是他宇文融。
贬官,流放。宇文融死于贬所的路上。
他括出来的那些户,他收上来的那些钱,终究没保住他那一顶官帽。
张说听到宇文融死讯时,正在集贤院校《六典》的稿子。他放下笔,沉默了一会儿,道:“括户没有错,错在括急了。急火攻心的人,走不远。”
说完,又提起笔,接着校书。
回朝那日,张说走进中书门下——如今他亲手改的这座衙门——抬头看见那块黑漆金字的匾,站了很久。
守门的吏员认得他,垂手行礼:“张相,堂上正等您议事。”
张说点点头,迈步往里走。忽然,他停住了。
他想起四年前,封禅归来的路上,自己说过的那句话:“陛下,泰山之巅,是天下最高的地方了。”
玄宗望着远山,轻声说:“最高的地方,风也最大。”
那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这句话。
此后的风,他都自己扛了。
开元十八年冬,张说卒于长安,年六十四。赠太师,谥曰文贞。
他留下的文集,三十卷,后人称作《张燕公集》。集子里有诏书,有碑文,有封禅的祝文——唯独没有那一次对话。
风过泰山,千年不止。集贤院的书,一页一页,还在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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