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围城之战（31）纸上谈兵
晚餐过后，麦卡蒙召集中美双方指战员、参谋等到他营帐中开会。
那顶营帐比梅里尔的那顶更大，更新，更气派——是今天下午随滑翔机一起运来的，带着某种新官上任特有的、令人不安的整洁。帐内悬挂着一盏汽灯，灯光白得刺眼，把每个人的影子都投在帆布壁上，像一群正在举行某种古老仪式。
麦卡蒙召集大家研讨明日如何展开全面进攻。
此刻，他站在地图前，手持指挥棒，像一位正在指挥交响乐的、自信的指挥家。那是一幅密支那空照图，昨天由P-38侦察机拍摄的，黑白色，分辨率不高，但足以看清城市的轮廓、铁路的走向、以及那些可能被日军用作掩体的建筑物。
布林德坐在角落里，看着麦卡蒙，看着那位新上任的准将，看着那张被汽灯照得发白的、带着贵族气质的脸。
麦卡蒙在地图上自顾自讲解，指挥棒在空照图上指指点点。
“第一梯队，150团第1营，从这里——“指挥棒戳在火车站的位置，“——向市区推进，沿铁路线展开，占领火车站至市区的中间地带。第二梯队，89团第42团，从这里——“指挥棒移向城北，“——迂回包抄，切断日军退路。第三梯队，劫掠者纵队——“他顿了顿，目光在亨特和麦基之间移动，“——作为预备队，随时待命增援。“
他的声音洪亮，带着西点军校特有的、那种被训练出来的权威感。每一个音节都清晰，每一个停顿都精确，像一位正在朗诵某种古老史诗的、熟练的演说家，让联军各部要如何如何按他指出的线路发起全力进攻。
但布林德注意到，下面的人议论纷纷。
中国军官们用湖南话和国语低声交谈，声音像一群正在觅食的、不安的麻雀。美国军官们嚼着口香糖，翘着腿，目光在地图和天花板之间游移，像一群正在等待某种无聊节目结束的、不耐烦的观众。参谋们——中美双方的——在笔记本上涂涂画画，但写的不是笔记，而是某种与会议无关的、私人的思绪。
显然，没人把他说的话当回事。
这一幕让布林德意识到，这位准将跟自己一样虽然出身西点军校，却只适合纸上谈兵，完全没有实战经验。
西点时的麦卡蒙，当年总是坐在教室第一排、笔记记得最工整、理论考试永远拿A的模范生。布林德和他一起上过战术课，一起推演过欧洲战场的案例，一起在地图上“解放“过法国和德国。但那是地图，不是泥地；那是案例，不是子弹；那是推演，不是死亡。
战场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。
日本人不是案例中的“蓝军“，不是按照教科书行事的假想敌。丸山房安不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，不是会在不利条件下“按照规则“撤退的绅士。他是一个在满洲杀过人、在南京见过血、在缅甸打过游击的老手，一个会把火车头串联成防线、会把士兵藏在地堡里等待时机、会为了保住铁路而按兵不动的、狡猾的野兽。
麦卡蒙这套总攻方案这个节骨眼上，他看得出已经严重不适合了，显然是瞎指挥。
布林德看着地图上的那些箭头——笔直的、优雅的、像用尺子量过的箭头——从火车站指向市区，从城北指向城南，像一位正在规划花园的、浪漫的园艺师。但现实中的密支那不是花园，是废墟，是泥沼，是迷宫，是每一个拐角都可能藏着机枪、每一个窗口都可能伸出刺刀的、死亡的城市。
一旁的亨特实在听不下去了。
他坐在麦卡蒙的左手边，军服上还有白天从查帕堤带回来的泥渍，脸上带着一种被疲惫和愤怒混合的、被努力克制的平静。
他动作很突然的站了起来，像一位被某种无形力量弹起的、弹簧驱动的木偶。
“长官，“他说，声音沙哑但清晰，像砂纸打磨过的新切口，“抱歉打断下。“
他清了下嗓子，那声音在寂静的营帐里格外响亮，像一位正在宣布某种不可违抗的、古老律法的祭司。
“我认为目前情况下，不适合立即发起这样的攻势。“
他的目光直视麦卡蒙，那双被火焰映得通红的眼睛——昨天还在金尼逊的葬礼上燃烧——现在像两块冰冷的、正在反射灯光的燧石。
“日本人已知道我们到来，早做好防备。抢占机场赢得的先机——“他顿了顿，像一位正在斟酌某种致命武器的、谨慎的剑客，“——可都失去了。“
营帐里一片沉默。中国军官们停止了低语，美国军官们停止了咀嚼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亨特身上，像一群正在观看某种危险表演的、屏住呼吸的观众。
他清了下嗓子继续道：
“现在吗，“他的语气变得近乎随意，像一位正在讨论天气的、悠闲的农夫，但每一个字都带着锋利的边缘，“应该巩固防御。先弄清楚他们的兵力部署、武器配备、阵地状况——“他的手指在空气中点数，像一位正在清点某种不可见筹码的、冷静的赌徒，“——而不是草率地急于进攻。“
麦基嚼着口香糖，翘着腿，一旁帮腔道：
“麻烦长官，“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的、近乎讽刺的礼貌，像一位正在向服务员投诉的、不满的顾客，“报告总指挥阁下，请把廓尔喀人尽快给运来。否则——“他顿了顿，口香糖在牙齿间发出轻微的咀嚼声响，“——这仗我们没法再打下去。“
今早北机场一战，虽然本方的火力更占优势，但擅长拼刺刀的日本人靠近身肉搏让劫掠者们又吃了亏。
麦基没有细说那些细节——那些日本人从地堡里涌出、像一群从坟墓里复活的幽灵的时刻；那些刺刀在晨光中闪烁、像一片银色的、死亡的森林的时刻；那些他的部下——那些疲惫的、生病的、已经透支的部下——在肉搏中被撕裂、被刺穿、被击倒的时刻。他不需要说，因为营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，或者能够想象。
闪电非常想念卡利他们。
卡利，廓尔喀人。
那些来自尼泊尔山区的、以弯刀和勇气著称的战士。他们曾在英帕尔战役中与日军血战，他们的“*****“——那种向前弯曲的、像月牙一样的短刀——是近身肉搏的噩梦。麦基需要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的火力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，一种对“擅长拼刺刀的日本人“的、以牙还牙的回应。
侃侃而谈的麦卡蒙没想竟被自己人明怼。
他的脸从苍白变成涨红，像一盏正在过载的灯泡。举着指挥棒的手停在半空，像一位正在指挥到高潮突然被切断电源的僵硬木偶，一下楞在那里，有些下不了台。
现场气氛顿时十分尴尬。
那种尴尬不是普通的沉默，而是一种带着电流的、近乎危险的紧张。像一场暴风雨前的、令人窒息的寂静，像一根即将断裂的、被拉得太紧的弦。中国军官们面面相觑，美国军官们低头看地，参谋们停止涂画，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，像一群正在等待某种即将爆炸的、不稳定的化学物质的、恐惧的实验员。
这边许颖咳嗽了下，起身发言解围。
他是第14师副师长，四十出头，安徽人，黄埔六期，从淞沪会战一路打到缅北。他的军服是新的——今天下午才从滑翔机里出来——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被战场磨砺过的、近乎世故的圆滑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沉默，什么时候该给别人递台阶，什么时候该自己爬台阶。
“麦卡蒙将军，“他说，声音平稳，像一潭深水，但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计算，“我建议明天可先派侦察机和斥候再去打探日军阵地情况。“
他的手指在空气中轻轻画了一个圈，像一位正在描绘某种完美解决方案的、熟练的魔术师。
“这样也方便您，“他顿了顿，目光与麦卡蒙相遇，像一位正在确认对方是否理解自己的、谨慎的外交官，“将中美联军重新部署，并加强原有工事，稳固好防御——“他的声音放得更轻，像一位正在分享某种秘密的、亲密的朋友，“——再去展开全面进攻。“
许颖这话说得有水平，上下都好接受。
对麦卡蒙来说，这是“建议“而不是“反对“，是“方便您重新部署“而不是“您的方案是错的“，是“稳固好防御再去“而不是“现在不能进攻“。对亨特和麦基来说，这是“暂停进攻“而不是“取消进攻“，是“先侦察“而不是“不行动“，是“加强工事“而不是“被动挨打“。对中国军官们来说，这是“我们也有发言权“而不是“美国人独断专行“，是“共同决策“而不是“被命令“。
麦卡蒙也感到许颖递过来是台阶。
他的肩膀微微放松，举着指挥棒的手缓缓放下，像一位正在从某种危险的、紧绷的姿势中恢复的、疲惫的体操运动员。他的嘴角扯出一个微笑，那微笑很浅，很短暂，像一朵在暴风雨后勉强绽放的、脆弱的花。
他勉强顺着放下指挥棒，宣布暂停进攻，待他向总指挥部汇报请示后再行动。
“许副师长的建议，“他说，声音恢复了那种被训练出来的、平稳的权威，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、像砂纸打磨过的粗糙，“很有价值。我们将——“他顿了顿，像一位正在寻找某种合适的、体面的措辞的、困惑的学者，“——重新评估形势，向总指挥部汇报，再决定下一步行动。“
但他要坚持自己作为指挥官的小骄傲，依然让大家回去依然得做好随时进攻准备。
这句话像一根刺，扎在每个人的耳朵里。亨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麦基的口香糖嚼得更响了，中国军官们的低语像一群被惊扰的、不安的蜜蜂。麦卡蒙需要“随时进攻准备“，来挽回自己的权威，来证明自己仍然是“指挥官“，来证明这次“暂停“不是“退缩“而是“策略“。
会议结束。
人群像一群被释放的、疲惫的囚犯，缓缓涌出营帐。没有人说话，因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思绪，自己的愤怒，自己的恐惧，自己的——对这场正在慢慢失控的战争的、越来越深的怀疑。
回到佛塔后，布林德感到又有些头痛。
那种头痛不是普通的、可以被阿司匹林缓解的、生理性的疼痛，而是某种更深层的、从颈椎一直蔓延到太阳穴的、像有一根针在颅腔内缓慢移动的、令人发疯的胀痛。他想起医生的话——“压力，布林德上校，是压力“。
他决定按照东方人的做法，放空一下。
于是，他盘腿坐到佛像面前。
佛像在汽灯的光芒中沉默，降魔印和禅定印保持着永恒的姿势。金漆剥落的右臂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，像一道正在愈合又再次撕裂的、永恒的伤口。佛像的眼睛半闭着，像一位正在注视着某种不可见的、遥远的悲剧的、疲惫的圣人。
他接受了杨希真给他插针，然后开始闲聊晚上这场会议。
杨希真从医药箱里取出针灸针，在布林德的头部穴位上轻轻按压，寻找那些隐藏在头皮下的、像珍珠一样的小结节。然后，针尖刺入皮肤，有一种轻微的、像刺穿丝绸一样的质感。
“我觉得吧，“杨希真说，声音从后面传来，闷闷的，“这个麦卡蒙将军，好像书读倒得不错，理论讲得头头是道，可惜全是瞎说，都不挨边。“
他的手指在针尾上轻轻捻动，布林德感到一股酸麻从穴位扩散开来，像一条温暖的、正在缓慢流动的河流，冲淡了那根“针“的尖锐。
“我看他是没打过仗对吧，“杨希真继续道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外行特有的、近乎天真的直接，“今天这一出，我这外行都实在没法听下去！史迪威将军派这样个人来，可真有点病急乱投医。“
布林德心说连你都看出来了，于是毫不设防的闭上眼睛，让针灸的感觉充满整个头部。
杨希真的手指在穴位之间移动，像一位正在绘制某种看不见的地图的、神秘的制图师，针尖在头皮下微微颤动，像一群正在跳舞的、微小的精灵。
然后听到布林德咕噜了一句：“同感！“
“我看要是让亨特来接手指挥联军，“他继续说，目光移向佛像的面部，移向那道锯痕，移向金漆剥落的右臂，“说不定早就把密支那拿下了。“
话虽这样说，布林德心里很清楚。
他的“清楚“像一块石头，沉在胃的底部，像一颗正在缓慢溶解的、苦涩的药片。他清楚什么？他清楚亨特确实比麦卡蒙更适合指挥，他清楚如果亨特在第一天就得到足够的增援、密支那可能已经被拿下，他清楚——没有立即攻下密支那，吸引更多日军回援，从而同日本人保持现在这样的相持局面——不正是那个夏洛克想要的结果吗？
“夏洛克“——那个戴着灰色毡帽、金丝眼镜的神秘人物。那个在南京的寓所里、用蹩脚的日语对他说“我们有许多事需要好好谈“的不速之客。那个代表着某种战后保障、某种金百合计划、某种他至今无法完全理解的阴谋的、来自阴影世界的使者。
夏洛克想要的结果是什么？是拖延，是消耗，是让中美联军在密支那陷入泥潭，从而让“一号作战“的日军主力能够更顺利地推进？还是某种更复杂的、关于战后格局的、地缘政治的算计？布林德不知道，或者说，他不敢知道。
现在梅里尔病倒，雄狮殒命，接下来还会付出多大代价？
布林德不敢想。
这场仗到底要拖成什么样？
他不敢再想下去。杨希真的手指还在他的穴位上移动，针尖还在微微颤动，但那种温暖的感觉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、像有无数根针在同时刺入的、令人窒息的恐惧。
一股无形压力又升了上来。
那压力不是来自麦卡蒙，不是来自亨特，不是来自史迪威，而是来自他自己——来自那个他知道但不能说、来自那个他参与了但不能承认、来自那个他正在成为但不能面对的、阴影中的自己。
佛像在汽灯的光芒中沉默。降魔印指向地面，禅定印指向内心。布林德盘腿坐在那里，像一位正在与某种看不见的敌人搏斗的、疲惫的修行者。
而杨希真，还在他的头上插针，像一位正在试图治愈某种无法治愈的、古老的疾病的、孤独的医生。
窗外，雨又开始下了。不是瓢泼大雨，而是那种绵密的、仿佛永远不会停止的热带细雨，像无数根透明的丝线，从铅灰色的天幕上垂落下来，把整个密支那缝进一层潮湿的茧里。
在雨声中，布林德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像一台正在超负荷运转的、即将报废的引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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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卡蒙召集大家研讨明日如何展开全面进攻。
此刻，他站在地图前，手持指挥棒，像一位正在指挥交响乐的、自信的指挥家。那是一幅密支那空照图，昨天由P-38侦察机拍摄的，黑白色，分辨率不高，但足以看清城市的轮廓、铁路的走向、以及那些可能被日军用作掩体的建筑物。
布林德坐在角落里，看着麦卡蒙，看着那位新上任的准将，看着那张被汽灯照得发白的、带着贵族气质的脸。
麦卡蒙在地图上自顾自讲解，指挥棒在空照图上指指点点。
“第一梯队，150团第1营，从这里——“指挥棒戳在火车站的位置，“——向市区推进，沿铁路线展开，占领火车站至市区的中间地带。第二梯队，89团第42团，从这里——“指挥棒移向城北，“——迂回包抄，切断日军退路。第三梯队，劫掠者纵队——“他顿了顿，目光在亨特和麦基之间移动，“——作为预备队，随时待命增援。“
他的声音洪亮，带着西点军校特有的、那种被训练出来的权威感。每一个音节都清晰，每一个停顿都精确，像一位正在朗诵某种古老史诗的、熟练的演说家，让联军各部要如何如何按他指出的线路发起全力进攻。
但布林德注意到，下面的人议论纷纷。
中国军官们用湖南话和国语低声交谈，声音像一群正在觅食的、不安的麻雀。美国军官们嚼着口香糖，翘着腿，目光在地图和天花板之间游移，像一群正在等待某种无聊节目结束的、不耐烦的观众。参谋们——中美双方的——在笔记本上涂涂画画，但写的不是笔记，而是某种与会议无关的、私人的思绪。
显然，没人把他说的话当回事。
这一幕让布林德意识到，这位准将跟自己一样虽然出身西点军校，却只适合纸上谈兵，完全没有实战经验。
西点时的麦卡蒙，当年总是坐在教室第一排、笔记记得最工整、理论考试永远拿A的模范生。布林德和他一起上过战术课，一起推演过欧洲战场的案例，一起在地图上“解放“过法国和德国。但那是地图，不是泥地；那是案例，不是子弹；那是推演，不是死亡。
战场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。
日本人不是案例中的“蓝军“，不是按照教科书行事的假想敌。丸山房安不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，不是会在不利条件下“按照规则“撤退的绅士。他是一个在满洲杀过人、在南京见过血、在缅甸打过游击的老手，一个会把火车头串联成防线、会把士兵藏在地堡里等待时机、会为了保住铁路而按兵不动的、狡猾的野兽。
麦卡蒙这套总攻方案这个节骨眼上，他看得出已经严重不适合了，显然是瞎指挥。
布林德看着地图上的那些箭头——笔直的、优雅的、像用尺子量过的箭头——从火车站指向市区，从城北指向城南，像一位正在规划花园的、浪漫的园艺师。但现实中的密支那不是花园，是废墟，是泥沼，是迷宫，是每一个拐角都可能藏着机枪、每一个窗口都可能伸出刺刀的、死亡的城市。
一旁的亨特实在听不下去了。
他坐在麦卡蒙的左手边，军服上还有白天从查帕堤带回来的泥渍，脸上带着一种被疲惫和愤怒混合的、被努力克制的平静。
他动作很突然的站了起来，像一位被某种无形力量弹起的、弹簧驱动的木偶。
“长官，“他说，声音沙哑但清晰，像砂纸打磨过的新切口，“抱歉打断下。“
他清了下嗓子，那声音在寂静的营帐里格外响亮，像一位正在宣布某种不可违抗的、古老律法的祭司。
“我认为目前情况下，不适合立即发起这样的攻势。“
他的目光直视麦卡蒙，那双被火焰映得通红的眼睛——昨天还在金尼逊的葬礼上燃烧——现在像两块冰冷的、正在反射灯光的燧石。
“日本人已知道我们到来，早做好防备。抢占机场赢得的先机——“他顿了顿，像一位正在斟酌某种致命武器的、谨慎的剑客，“——可都失去了。“
营帐里一片沉默。中国军官们停止了低语，美国军官们停止了咀嚼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亨特身上，像一群正在观看某种危险表演的、屏住呼吸的观众。
他清了下嗓子继续道：
“现在吗，“他的语气变得近乎随意，像一位正在讨论天气的、悠闲的农夫，但每一个字都带着锋利的边缘，“应该巩固防御。先弄清楚他们的兵力部署、武器配备、阵地状况——“他的手指在空气中点数，像一位正在清点某种不可见筹码的、冷静的赌徒，“——而不是草率地急于进攻。“
麦基嚼着口香糖，翘着腿，一旁帮腔道：
“麻烦长官，“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的、近乎讽刺的礼貌，像一位正在向服务员投诉的、不满的顾客，“报告总指挥阁下，请把廓尔喀人尽快给运来。否则——“他顿了顿，口香糖在牙齿间发出轻微的咀嚼声响，“——这仗我们没法再打下去。“
今早北机场一战，虽然本方的火力更占优势，但擅长拼刺刀的日本人靠近身肉搏让劫掠者们又吃了亏。
麦基没有细说那些细节——那些日本人从地堡里涌出、像一群从坟墓里复活的幽灵的时刻；那些刺刀在晨光中闪烁、像一片银色的、死亡的森林的时刻；那些他的部下——那些疲惫的、生病的、已经透支的部下——在肉搏中被撕裂、被刺穿、被击倒的时刻。他不需要说，因为营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，或者能够想象。
闪电非常想念卡利他们。
卡利，廓尔喀人。
那些来自尼泊尔山区的、以弯刀和勇气著称的战士。他们曾在英帕尔战役中与日军血战，他们的“*****“——那种向前弯曲的、像月牙一样的短刀——是近身肉搏的噩梦。麦基需要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的火力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，一种对“擅长拼刺刀的日本人“的、以牙还牙的回应。
侃侃而谈的麦卡蒙没想竟被自己人明怼。
他的脸从苍白变成涨红，像一盏正在过载的灯泡。举着指挥棒的手停在半空，像一位正在指挥到高潮突然被切断电源的僵硬木偶，一下楞在那里，有些下不了台。
现场气氛顿时十分尴尬。
那种尴尬不是普通的沉默，而是一种带着电流的、近乎危险的紧张。像一场暴风雨前的、令人窒息的寂静，像一根即将断裂的、被拉得太紧的弦。中国军官们面面相觑，美国军官们低头看地，参谋们停止涂画，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，像一群正在等待某种即将爆炸的、不稳定的化学物质的、恐惧的实验员。
这边许颖咳嗽了下，起身发言解围。
他是第14师副师长，四十出头，安徽人，黄埔六期，从淞沪会战一路打到缅北。他的军服是新的——今天下午才从滑翔机里出来——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被战场磨砺过的、近乎世故的圆滑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沉默，什么时候该给别人递台阶，什么时候该自己爬台阶。
“麦卡蒙将军，“他说，声音平稳，像一潭深水，但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计算，“我建议明天可先派侦察机和斥候再去打探日军阵地情况。“
他的手指在空气中轻轻画了一个圈，像一位正在描绘某种完美解决方案的、熟练的魔术师。
“这样也方便您，“他顿了顿，目光与麦卡蒙相遇，像一位正在确认对方是否理解自己的、谨慎的外交官，“将中美联军重新部署，并加强原有工事，稳固好防御——“他的声音放得更轻，像一位正在分享某种秘密的、亲密的朋友，“——再去展开全面进攻。“
许颖这话说得有水平，上下都好接受。
对麦卡蒙来说，这是“建议“而不是“反对“，是“方便您重新部署“而不是“您的方案是错的“，是“稳固好防御再去“而不是“现在不能进攻“。对亨特和麦基来说，这是“暂停进攻“而不是“取消进攻“，是“先侦察“而不是“不行动“，是“加强工事“而不是“被动挨打“。对中国军官们来说，这是“我们也有发言权“而不是“美国人独断专行“，是“共同决策“而不是“被命令“。
麦卡蒙也感到许颖递过来是台阶。
他的肩膀微微放松，举着指挥棒的手缓缓放下，像一位正在从某种危险的、紧绷的姿势中恢复的、疲惫的体操运动员。他的嘴角扯出一个微笑，那微笑很浅，很短暂，像一朵在暴风雨后勉强绽放的、脆弱的花。
他勉强顺着放下指挥棒，宣布暂停进攻，待他向总指挥部汇报请示后再行动。
“许副师长的建议，“他说，声音恢复了那种被训练出来的、平稳的权威，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、像砂纸打磨过的粗糙，“很有价值。我们将——“他顿了顿，像一位正在寻找某种合适的、体面的措辞的、困惑的学者，“——重新评估形势，向总指挥部汇报，再决定下一步行动。“
但他要坚持自己作为指挥官的小骄傲，依然让大家回去依然得做好随时进攻准备。
这句话像一根刺，扎在每个人的耳朵里。亨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麦基的口香糖嚼得更响了，中国军官们的低语像一群被惊扰的、不安的蜜蜂。麦卡蒙需要“随时进攻准备“，来挽回自己的权威，来证明自己仍然是“指挥官“，来证明这次“暂停“不是“退缩“而是“策略“。
会议结束。
人群像一群被释放的、疲惫的囚犯，缓缓涌出营帐。没有人说话，因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思绪，自己的愤怒，自己的恐惧，自己的——对这场正在慢慢失控的战争的、越来越深的怀疑。
回到佛塔后，布林德感到又有些头痛。
那种头痛不是普通的、可以被阿司匹林缓解的、生理性的疼痛，而是某种更深层的、从颈椎一直蔓延到太阳穴的、像有一根针在颅腔内缓慢移动的、令人发疯的胀痛。他想起医生的话——“压力，布林德上校，是压力“。
他决定按照东方人的做法，放空一下。
于是，他盘腿坐到佛像面前。
佛像在汽灯的光芒中沉默，降魔印和禅定印保持着永恒的姿势。金漆剥落的右臂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，像一道正在愈合又再次撕裂的、永恒的伤口。佛像的眼睛半闭着，像一位正在注视着某种不可见的、遥远的悲剧的、疲惫的圣人。
他接受了杨希真给他插针，然后开始闲聊晚上这场会议。
杨希真从医药箱里取出针灸针，在布林德的头部穴位上轻轻按压，寻找那些隐藏在头皮下的、像珍珠一样的小结节。然后，针尖刺入皮肤，有一种轻微的、像刺穿丝绸一样的质感。
“我觉得吧，“杨希真说，声音从后面传来，闷闷的，“这个麦卡蒙将军，好像书读倒得不错，理论讲得头头是道，可惜全是瞎说，都不挨边。“
他的手指在针尾上轻轻捻动，布林德感到一股酸麻从穴位扩散开来，像一条温暖的、正在缓慢流动的河流，冲淡了那根“针“的尖锐。
“我看他是没打过仗对吧，“杨希真继续道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外行特有的、近乎天真的直接，“今天这一出，我这外行都实在没法听下去！史迪威将军派这样个人来，可真有点病急乱投医。“
布林德心说连你都看出来了，于是毫不设防的闭上眼睛，让针灸的感觉充满整个头部。
杨希真的手指在穴位之间移动，像一位正在绘制某种看不见的地图的、神秘的制图师，针尖在头皮下微微颤动，像一群正在跳舞的、微小的精灵。
然后听到布林德咕噜了一句：“同感！“
“我看要是让亨特来接手指挥联军，“他继续说，目光移向佛像的面部，移向那道锯痕，移向金漆剥落的右臂，“说不定早就把密支那拿下了。“
话虽这样说，布林德心里很清楚。
他的“清楚“像一块石头，沉在胃的底部，像一颗正在缓慢溶解的、苦涩的药片。他清楚什么？他清楚亨特确实比麦卡蒙更适合指挥，他清楚如果亨特在第一天就得到足够的增援、密支那可能已经被拿下，他清楚——没有立即攻下密支那，吸引更多日军回援，从而同日本人保持现在这样的相持局面——不正是那个夏洛克想要的结果吗？
“夏洛克“——那个戴着灰色毡帽、金丝眼镜的神秘人物。那个在南京的寓所里、用蹩脚的日语对他说“我们有许多事需要好好谈“的不速之客。那个代表着某种战后保障、某种金百合计划、某种他至今无法完全理解的阴谋的、来自阴影世界的使者。
夏洛克想要的结果是什么？是拖延，是消耗，是让中美联军在密支那陷入泥潭，从而让“一号作战“的日军主力能够更顺利地推进？还是某种更复杂的、关于战后格局的、地缘政治的算计？布林德不知道，或者说，他不敢知道。
现在梅里尔病倒，雄狮殒命，接下来还会付出多大代价？
布林德不敢想。
这场仗到底要拖成什么样？
他不敢再想下去。杨希真的手指还在他的穴位上移动，针尖还在微微颤动，但那种温暖的感觉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、像有无数根针在同时刺入的、令人窒息的恐惧。
一股无形压力又升了上来。
那压力不是来自麦卡蒙，不是来自亨特，不是来自史迪威，而是来自他自己——来自那个他知道但不能说、来自那个他参与了但不能承认、来自那个他正在成为但不能面对的、阴影中的自己。
佛像在汽灯的光芒中沉默。降魔印指向地面，禅定印指向内心。布林德盘腿坐在那里，像一位正在与某种看不见的敌人搏斗的、疲惫的修行者。
而杨希真，还在他的头上插针，像一位正在试图治愈某种无法治愈的、古老的疾病的、孤独的医生。
窗外，雨又开始下了。不是瓢泼大雨，而是那种绵密的、仿佛永远不会停止的热带细雨，像无数根透明的丝线，从铅灰色的天幕上垂落下来，把整个密支那缝进一层潮湿的茧里。
在雨声中，布林德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像一台正在超负荷运转的、即将报废的引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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