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8章 大结局（五）
（关于冯友德）
冯友德第一次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是在他十四岁那年的春天。
那天他跟着父亲去赴一场宴席，席上有个唱曲的伶人，二十来岁，生得清秀，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，手里抱着一把琵琶。
伶人唱了一曲《西厢记》里的“长亭送别”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唱到“碧云天，黄花地”那一句时，冯友德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。
他父亲坐在旁边，正跟同僚说话，没有注意到他。
宴席散了之后，冯友德在回去的轿子里一直没说话，脑子里反复过的都是那个伶人低头拨弦的样子。
第二天他跟府里的管事打听了一下，知道那个伶人姓周，在城里的“梨香班”唱戏。
他让管事替他买了一盒点心，托人送到梨香班去。
点心送出去之后，管事回来跟他说：“周先生收了，让小的替他谢谢公子。周先生还说，公子要是爱听戏，下回梨香班在城东搭台，给公子留个好位置。”
冯友德点了点头：“知道了。”
他母亲后来问过他：“你怎么最近老往戏班子跑？”
冯友德说：“听戏。梨香班的周先生唱得好。”
他母亲没多想，只说：“别耽误读书就行。”
冯友德说：“不耽误。”
十四岁之后，他慢慢发现自己对同龄的姑娘提不起什么兴趣。
隔壁家的小姐模样生得周正，家里人也常开玩笑说将来给他做媳妇，但他每次见了面只点头打个招呼，没有多余的话。
反倒是对府里几个年轻的幕僚和外面认识的少年，他会多看几眼。
这种感觉他不敢跟任何人说，只能藏在心里。
他父亲最恨这种事，有一回在饭桌上说起济南城里一个富户养小倌的事，他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说了一句：“不知廉耻。”
冯友德跟着拍了一下桌子，说：“就是。”
他父亲看了他一眼，他端起碗来扒饭，没再说话。
十六岁那年，他父亲送他去京城读书，住在一位同乡的旧宅里。
同乡是父亲的老友，姓赵，在国子监当一名小官，平日不太管他。
冯友德在京里读了一年多的书，成绩不算差，但也没有出挑的地方。
他每天早上起来读经，午后写文章，傍晚在院子里走一走。
日子过得规律，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件事搁着，搁得他睡不踏实。
那年冬天，他在国子监认识了一个叫沈慕的少年。
沈慕比他小一岁，江南人，父亲在工部做主事。
沈慕生得白净，说话带一点江南口音，笑起来嘴角弯弯的。
两人在国子监的讲堂里坐前后排，下课后一起出了几次门，去城南的旧书铺翻书，去城西的茶馆听评话。
沈慕爱笑，爱说话，爱跟人抬杠。
冯友德也爱笑，也爱说话，也爱跟人抬杠。
两个人凑在一起，能从书铺门口抬到茶馆门口，从早上抬到晚上。
有一次沈慕说济南的煎饼比江南的糕点好吃，冯友德说江南的糕点比济南的煎饼好吃，两人在茶馆里争了半个时辰，最后谁也没说服谁，各自付了自己的茶钱，出了门又一起去吃煎饼。
沈慕咬了一口煎饼，说：“还行。”
冯友德说：“什么叫还行？这叫好吃。”
沈慕说：“你这个人，嘴硬。”
冯友德说：“你也是。”
两人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
第二年春天，沈慕的父亲调任浙江，沈慕跟着家里离了京城。
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沈慕约他在城东的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一顿酒。
两人喝到半夜，沈慕说了一些家里的琐事，又说了一些将来的打算。
冯友德坐在对面，听他说话，偶尔应一两句。
散场时沈慕在酒馆门口朝他拱了拱手：“冯兄，后会有期。”
冯友德说：“后会有期。”
沈慕转身走了，走到巷口时回过头来朝他挥了一下手。
冯友德站在原地，也挥了一下。
沈慕走了之后，他在巷口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回了住处。
那天晚上他没有睡着。
此后几年，冯友德没有再见过沈慕。
他考了一次乡试，中了举人，又去京城考了一次会试，没有中。
他父亲没有骂他，只是叹了口气。
冯友德拍了拍他父亲的肩膀，说：“爹，下回我给您考个状元回来。”
他父亲看了他一眼，没接话。
他留在京城继续读书，后来又考了一次，还是没有中。
他父亲托了人，给他捐了一个知县的缺，把他派到了湖广的一个偏远县里。他在那个县里干了三年，任上没什么大事，收税、断案、劝农桑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。
三年后他升了同知，调到武昌府。
他在武昌府待了将近八年。
从同知做到知府，中间换了几任上司，他自己也换了几任属官。
他处理公务的能力不算出色，但胜在稳妥，不乱来，不贪钱，不站队。
上司对他的评价是“老成持重”，属官对他的评价是“好说话”。
他在武昌府买了一处宅子，两进的院子，前后两院，前院办公，后院住人。
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，秋天开花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香。
他一个人住，没有家眷，也没有养小厮。
府里的下人只知道老爷不爱热闹，平时不怎么出门，偶尔有几个同僚来串门，聊几句就走了。
冯友德第一次听说程壑川的名字，是在洪武十四年冬天。
武昌府衙的旧档房里烧着一盆炭火，他蹲在地上翻一摞从京城转来的邸报抄本，手指冻得发僵。
隔壁桌的师爷凑过来，把一份抄本推到他面前：“东翁，您看这个人。”
冯友德接过去看了一眼，上面写着程壑川的名字，后面跟了一串事：洪武十三年入都察院，替王弼翻案，挨了五十廷杖，没死；洪武十四年去河南赈灾，用了什么“实名制”，把粮食直接发到灾民手里，没经过地方官的手，一个没贪。
冯友德把那页抄本看了两遍，搁在桌上，没有说话。
师爷又说：“听说这个人胆子大，在朝堂上跟陛下顶嘴，陛下要杀他，没杀成。”
冯友德把抄本折好，夹进自己那本旧笔记里，站起来拍了拍膝上的灰：“先做事。”
洪武十五年春，武昌爆发瘟疫。
冯友德在府衙里忙了半个月，城里的药材不够，大夫不够，连装药的麻袋都不够。
他给京城递了急报，请求派太医和药材。
急报送出去之后，他在府衙里等消息，等了十来天，没有回音。
城里的疫情一天比一天重，他每天在府衙和疫区之间来回跑，晚上在灯下翻旧档找方子。
有一天师爷进来跟他说：“东翁，听说朝廷派了钦差过来，姓程。”
冯友德把笔搁在砚台上，抬起头来：“什么时候到？”
师爷说：“快的话七八天。”
冯友德站起来，在案前走了两步，又坐下来，把那份没写完的告示重新拿起来接着写。
程壑川到武昌那天，冯友德在府衙门口站了将近一个时辰。
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官袍，袖口磨出了毛边。
他让差役把后院收拾了一遍，又让人把正堂的桌椅擦了两遍。
他站在府衙门口的台阶上，朝城门方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低下头理了理袖口。
远处传来马蹄声时，他抬起头，看到一队人马沿着长街走过来。
为首的那个人穿着一身素色官袍，骑在一匹灰马上，面容清瘦，眉眼间带着一股不慌不忙的定力。
冯友德站在台阶上，把袖口又理了一下，然后快步迎了上去。
“程大人！”他拱着手，脸上的笑容比平时亮了几分，“下官武昌府知府冯友德，参见程大人！久仰大名！久仰大名！”
程壑川翻身下马，看了他一眼，拱了拱手：“冯大人客气。”
冯友德上前一步，压低声音：“程大人，下官在武昌就听说了您的事迹。替王将军翻案，河南赈灾，实名制赈济，样样都是惊世之才。下官仰慕您已久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”
程壑川往后退了半步，脸上的表情不太自然：“冯大人过奖了，本官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”
冯友德又往前跟了一步，声音更低了些：“程大人，下官听说您至今尚未成家？”
程壑川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要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他身后的沈放抱着剑，嘴角抽了一下，低头去看自己的靴尖。
程壑川深吸一口气，开口时声音比方才平稳了一些：“冯大人，现在武昌瘟疫蔓延，不是谈这个的时候。咱们先把瘟疫控制住。别的，以后再说。”
冯友德被拒绝也不气恼，反而笑眯眯地点了点头：“程大人说得对，是下官唐突了。先办正事，先办正事。程大人请进，下官已经让人收拾好了住处。”
此后几个月，冯友德跟着程壑川在武昌城里来回跑。
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先去府衙把当天的公文批一遍，然后去疫区跟程壑川碰头。
程壑川在城里分区、设诊点、登记造册、发药发粮，冯友德在旁边打下手，递册子、传话、调差役。
他做事不算出挑，但胜在稳妥，程壑川交代的事，他每一件都办得清清楚楚。
有一次程壑川问他：“冯大人，你每天跑这么多趟，累不累？”
冯友德说：“累。但比坐在府衙里批公文踏实。”
程壑川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再接话。
后来有一天晚上程壑川找他，说想请他帮一个忙，以后也许有一天自己会写信给他，让他救一个人。
那天晚上冯友德兴奋的一夜没睡好。
他觉得程壑川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他，说明自己在他心里有分量。
疫情压下去之后，程壑川准备回京。
临走前晚，冯友德在府衙后院的桂花树下摆了一桌送行宴。
菜不算丰盛，一锅炖鸡、一盘蒸鱼、几碟时令小菜、两坛本地酿的米酒。
冯友德坐在程壑川对面，举着酒杯，眼眶红红的，嘴唇翕动了半天，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程壑川看他那副模样，端起酒杯说：“冯大人，多谢你这些日子的照应。没有你配合，武昌的疫情不会控制得这么快。这一杯，我敬你。”
冯友德跟他碰了杯，一饮而尽。
然后鼓起勇气问程壑川能不能带他一起回京城。
毫无意外，程壑川拒绝了他。
他虽然有些失落，但听到程壑川说会找机会回武昌看他，他还是很高兴的。
第二天，他送程壑川他们回京，临别前还是没忍住喊了一句“程大人！您一定要回来看下官！下官等您！下官等您一辈子！”
建文四年，冯友德终于等来了程壑川的信，直到那时他才知道程壑川想让他救的人是谁。
后来他成功接应了朱允炆，并帮他安排逃到福建。
很久以后，他又收到程壑川的来信。
程壑川在信里说很感谢他当年拔刀相助救朱允炆，还说如果有来生，还想跟他做朋友！
他看完信后嚎啕大哭，然后笑着闭上了眼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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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友德第一次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是在他十四岁那年的春天。
那天他跟着父亲去赴一场宴席，席上有个唱曲的伶人，二十来岁，生得清秀，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，手里抱着一把琵琶。
伶人唱了一曲《西厢记》里的“长亭送别”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唱到“碧云天，黄花地”那一句时，冯友德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。
他父亲坐在旁边，正跟同僚说话，没有注意到他。
宴席散了之后，冯友德在回去的轿子里一直没说话，脑子里反复过的都是那个伶人低头拨弦的样子。
第二天他跟府里的管事打听了一下，知道那个伶人姓周，在城里的“梨香班”唱戏。
他让管事替他买了一盒点心，托人送到梨香班去。
点心送出去之后，管事回来跟他说：“周先生收了，让小的替他谢谢公子。周先生还说，公子要是爱听戏，下回梨香班在城东搭台，给公子留个好位置。”
冯友德点了点头：“知道了。”
他母亲后来问过他：“你怎么最近老往戏班子跑？”
冯友德说：“听戏。梨香班的周先生唱得好。”
他母亲没多想，只说：“别耽误读书就行。”
冯友德说：“不耽误。”
十四岁之后，他慢慢发现自己对同龄的姑娘提不起什么兴趣。
隔壁家的小姐模样生得周正，家里人也常开玩笑说将来给他做媳妇，但他每次见了面只点头打个招呼，没有多余的话。
反倒是对府里几个年轻的幕僚和外面认识的少年，他会多看几眼。
这种感觉他不敢跟任何人说，只能藏在心里。
他父亲最恨这种事，有一回在饭桌上说起济南城里一个富户养小倌的事，他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说了一句：“不知廉耻。”
冯友德跟着拍了一下桌子，说：“就是。”
他父亲看了他一眼，他端起碗来扒饭，没再说话。
十六岁那年，他父亲送他去京城读书，住在一位同乡的旧宅里。
同乡是父亲的老友，姓赵，在国子监当一名小官，平日不太管他。
冯友德在京里读了一年多的书，成绩不算差，但也没有出挑的地方。
他每天早上起来读经，午后写文章，傍晚在院子里走一走。
日子过得规律，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件事搁着，搁得他睡不踏实。
那年冬天，他在国子监认识了一个叫沈慕的少年。
沈慕比他小一岁，江南人，父亲在工部做主事。
沈慕生得白净，说话带一点江南口音，笑起来嘴角弯弯的。
两人在国子监的讲堂里坐前后排，下课后一起出了几次门，去城南的旧书铺翻书，去城西的茶馆听评话。
沈慕爱笑，爱说话，爱跟人抬杠。
冯友德也爱笑，也爱说话，也爱跟人抬杠。
两个人凑在一起，能从书铺门口抬到茶馆门口，从早上抬到晚上。
有一次沈慕说济南的煎饼比江南的糕点好吃，冯友德说江南的糕点比济南的煎饼好吃，两人在茶馆里争了半个时辰，最后谁也没说服谁，各自付了自己的茶钱，出了门又一起去吃煎饼。
沈慕咬了一口煎饼，说：“还行。”
冯友德说：“什么叫还行？这叫好吃。”
沈慕说：“你这个人，嘴硬。”
冯友德说：“你也是。”
两人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
第二年春天，沈慕的父亲调任浙江，沈慕跟着家里离了京城。
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沈慕约他在城东的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一顿酒。
两人喝到半夜，沈慕说了一些家里的琐事，又说了一些将来的打算。
冯友德坐在对面，听他说话，偶尔应一两句。
散场时沈慕在酒馆门口朝他拱了拱手：“冯兄，后会有期。”
冯友德说：“后会有期。”
沈慕转身走了，走到巷口时回过头来朝他挥了一下手。
冯友德站在原地，也挥了一下。
沈慕走了之后，他在巷口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回了住处。
那天晚上他没有睡着。
此后几年，冯友德没有再见过沈慕。
他考了一次乡试，中了举人，又去京城考了一次会试，没有中。
他父亲没有骂他，只是叹了口气。
冯友德拍了拍他父亲的肩膀，说：“爹，下回我给您考个状元回来。”
他父亲看了他一眼，没接话。
他留在京城继续读书，后来又考了一次，还是没有中。
他父亲托了人，给他捐了一个知县的缺，把他派到了湖广的一个偏远县里。他在那个县里干了三年，任上没什么大事，收税、断案、劝农桑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。
三年后他升了同知，调到武昌府。
他在武昌府待了将近八年。
从同知做到知府，中间换了几任上司，他自己也换了几任属官。
他处理公务的能力不算出色，但胜在稳妥，不乱来，不贪钱，不站队。
上司对他的评价是“老成持重”，属官对他的评价是“好说话”。
他在武昌府买了一处宅子，两进的院子，前后两院，前院办公，后院住人。
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，秋天开花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香。
他一个人住，没有家眷，也没有养小厮。
府里的下人只知道老爷不爱热闹，平时不怎么出门，偶尔有几个同僚来串门，聊几句就走了。
冯友德第一次听说程壑川的名字，是在洪武十四年冬天。
武昌府衙的旧档房里烧着一盆炭火，他蹲在地上翻一摞从京城转来的邸报抄本，手指冻得发僵。
隔壁桌的师爷凑过来，把一份抄本推到他面前：“东翁，您看这个人。”
冯友德接过去看了一眼，上面写着程壑川的名字，后面跟了一串事：洪武十三年入都察院，替王弼翻案，挨了五十廷杖，没死；洪武十四年去河南赈灾，用了什么“实名制”，把粮食直接发到灾民手里，没经过地方官的手，一个没贪。
冯友德把那页抄本看了两遍，搁在桌上，没有说话。
师爷又说：“听说这个人胆子大，在朝堂上跟陛下顶嘴，陛下要杀他，没杀成。”
冯友德把抄本折好，夹进自己那本旧笔记里，站起来拍了拍膝上的灰：“先做事。”
洪武十五年春，武昌爆发瘟疫。
冯友德在府衙里忙了半个月，城里的药材不够，大夫不够，连装药的麻袋都不够。
他给京城递了急报，请求派太医和药材。
急报送出去之后，他在府衙里等消息，等了十来天，没有回音。
城里的疫情一天比一天重，他每天在府衙和疫区之间来回跑，晚上在灯下翻旧档找方子。
有一天师爷进来跟他说：“东翁，听说朝廷派了钦差过来，姓程。”
冯友德把笔搁在砚台上，抬起头来：“什么时候到？”
师爷说：“快的话七八天。”
冯友德站起来，在案前走了两步，又坐下来，把那份没写完的告示重新拿起来接着写。
程壑川到武昌那天，冯友德在府衙门口站了将近一个时辰。
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官袍，袖口磨出了毛边。
他让差役把后院收拾了一遍，又让人把正堂的桌椅擦了两遍。
他站在府衙门口的台阶上，朝城门方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低下头理了理袖口。
远处传来马蹄声时，他抬起头，看到一队人马沿着长街走过来。
为首的那个人穿着一身素色官袍，骑在一匹灰马上，面容清瘦，眉眼间带着一股不慌不忙的定力。
冯友德站在台阶上，把袖口又理了一下，然后快步迎了上去。
“程大人！”他拱着手，脸上的笑容比平时亮了几分，“下官武昌府知府冯友德，参见程大人！久仰大名！久仰大名！”
程壑川翻身下马，看了他一眼，拱了拱手：“冯大人客气。”
冯友德上前一步，压低声音：“程大人，下官在武昌就听说了您的事迹。替王将军翻案，河南赈灾，实名制赈济，样样都是惊世之才。下官仰慕您已久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”
程壑川往后退了半步，脸上的表情不太自然：“冯大人过奖了，本官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”
冯友德又往前跟了一步，声音更低了些：“程大人，下官听说您至今尚未成家？”
程壑川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要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他身后的沈放抱着剑，嘴角抽了一下，低头去看自己的靴尖。
程壑川深吸一口气，开口时声音比方才平稳了一些：“冯大人，现在武昌瘟疫蔓延，不是谈这个的时候。咱们先把瘟疫控制住。别的，以后再说。”
冯友德被拒绝也不气恼，反而笑眯眯地点了点头：“程大人说得对，是下官唐突了。先办正事，先办正事。程大人请进，下官已经让人收拾好了住处。”
此后几个月，冯友德跟着程壑川在武昌城里来回跑。
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先去府衙把当天的公文批一遍，然后去疫区跟程壑川碰头。
程壑川在城里分区、设诊点、登记造册、发药发粮，冯友德在旁边打下手，递册子、传话、调差役。
他做事不算出挑，但胜在稳妥，程壑川交代的事，他每一件都办得清清楚楚。
有一次程壑川问他：“冯大人，你每天跑这么多趟，累不累？”
冯友德说：“累。但比坐在府衙里批公文踏实。”
程壑川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再接话。
后来有一天晚上程壑川找他，说想请他帮一个忙，以后也许有一天自己会写信给他，让他救一个人。
那天晚上冯友德兴奋的一夜没睡好。
他觉得程壑川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他，说明自己在他心里有分量。
疫情压下去之后，程壑川准备回京。
临走前晚，冯友德在府衙后院的桂花树下摆了一桌送行宴。
菜不算丰盛，一锅炖鸡、一盘蒸鱼、几碟时令小菜、两坛本地酿的米酒。
冯友德坐在程壑川对面，举着酒杯，眼眶红红的，嘴唇翕动了半天，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程壑川看他那副模样，端起酒杯说：“冯大人，多谢你这些日子的照应。没有你配合，武昌的疫情不会控制得这么快。这一杯，我敬你。”
冯友德跟他碰了杯，一饮而尽。
然后鼓起勇气问程壑川能不能带他一起回京城。
毫无意外，程壑川拒绝了他。
他虽然有些失落，但听到程壑川说会找机会回武昌看他，他还是很高兴的。
第二天，他送程壑川他们回京，临别前还是没忍住喊了一句“程大人！您一定要回来看下官！下官等您！下官等您一辈子！”
建文四年，冯友德终于等来了程壑川的信，直到那时他才知道程壑川想让他救的人是谁。
后来他成功接应了朱允炆，并帮他安排逃到福建。
很久以后，他又收到程壑川的来信。
程壑川在信里说很感谢他当年拔刀相助救朱允炆，还说如果有来生，还想跟他做朋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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