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28章 韦格纳的对比
柏林。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人民委员会大楼。
这天的晚上，柏林下了一场小雪。
雪不大，薄薄一层，盖在人民委员会大楼外面的椴树枝上，像撒了一层盐。
大楼里大部分办公室已经熄了灯，只有三层靠东头的那间还亮着。
那是韦格纳的办公室。
他没有回家，还有一份报告他没有看完。
韦格纳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摊着一份经济委员会送来的年度总结，封面上印着“一九三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报告（附：国际比较）”。
报告的厚度超过四百页，他看了前一百页，后面的还在翻。
他摘下眼镜，搁在报告封面上，揉了揉鼻梁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窗外的雪还在下，街灯亮着，照着空荡荡的人行道。
远处有工厂的灯光，灰蒙蒙的，像一片不会熄灭的雾。
韦格纳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回到桌前，重新戴上眼镜，翻到报告的最后一部分——国际比较。
报告的第一张表格是“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对比”。
韦格纳用手指顺着表格往下看。
钢——德国人均零点五吨，苏联人均零点三吨，美国人均零点一八吨，英国人均零点三吨。
发电量——德国人均两千度，苏联人均八百度，美国人均八百度，英国人均一千五百度。
水泥——德国人均三百公斤，苏联人均一百二十公斤，美国人均两百五十公斤，英国人均两百公斤。
韦格纳看了两遍这个表格，然后把手指从表格上移开。
他记得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刚成功的时候，德国的钢产量连英国的三分之一都不到。
现在德国人均钢产量是欧洲第一，超过了英国，接近美国。
韦格纳翻到第二张表格——“国民收入分配”。
表格上写着：德国工人平均实际工资比一九一八年增长五点二倍，比一九一三年增长三点一倍。
苏联工人平均实际工资比一九一三年增长二点八倍。
美国工人平均实际工资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一成五，比一九一三年增长不到一倍。
他在这张表格旁边用铅笔画了一道线，写了一个词——“差距”。
他把报告翻到第三部分——“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”。
这一部分的数据他大部分都熟悉——全民免费医疗覆盖百分之九十八点七的人口；
免费义务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全部免费，大学学费全免，助学金覆盖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学生；
退休金平均每月一百二十马克，加上企业年金和公积金，退休工人平均生活水平高于革命前在职职工；
每周工作时间四十小时，带薪年假每年三周，法定节假日十二天。
他看了几页，然后翻到附录里的一张对比表——表上列着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。
美国没有全民医保，英国有部分医保但覆盖不到一半，英共的同志们还在努力。
日本由于刚解放不久，几乎没有。
美国如今工人的周工作时间是六十八小时左右，带薪年假平均不到四天。
他把这张表看了两遍，然后把报告合上，搁在桌角。
韦格纳靠在椅背上，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他在想一件事——优越性在哪里。
优越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
优越性是制度带来的。
德国的工厂是工人的，不是资本家的。工厂的利润归工人自己分配，不是被资本家抽走。
工人有动力改进技术，因为改进技术的好处是自己拿的。
德国的土地是农民的，不是地主的。农民种出来的粮食是自己的，不是交租交掉的。
农民有动力提高产量，因为提高产量的好处是自己留的。
德国的银行是国家的，不是私人的。
银行的钱用来投资工厂、农场、铁路、学校、医院，不是用来投机炒股。
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就是优越性。
优越性不是一句话，是一本账。
账上每多一个数字，背后就多一群人过得好了一点。
想到这里，韦格纳拿起笔，在报告封面的空白处写了几个字——“账要算细。
不能只看总数。
要看每个人碗里多了多少。”
他写完，把笔搁下，翻到报告的最后一章——“存在的问题与矛盾”。
这一章他看得最慢。
报告里列了几条：
第一，重工业发展过快，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，
消费品相对还是有些不足，部分商品仍然需旧要国家的调控和配给。
第二，农村机械化程度还算均衡，但德国东部地区的机械化程度稍微逊色于西部地区，
部分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。
第三，官僚主义仍旧有所抬头，部分地方干部脱离群众，办事效率下降，群众信访量增加。
第四，与苏联、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协调还不够顺畅，贸易结算和技术标准有时会存在些许分歧。
第五，也是最让他警惕的一条——“极少数干部仍旧暗里追求特权，
住房、用车、子女入学等方面出现特殊化倾向再次抬头的迹象，群众对此有反映。”
韦格纳在这第五条旁边画了两道线，写了一个词——“危险”。
他记得一九二八年他推动“公务员日常生活规范”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发现有些干部开始住大房子、坐好车、把子女送进相对特殊的学校。
那一次他处理了一批人，处分了一批，撤职了一批。
但问题依然没有根除。
每次经济持续攀升，这股子特权思想就会冒头。
这不是德国一个国家的问题。
苏联有，东大有，法国有，意大利也有。
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，但解决不了人的问题。
人是有欲望的。
制度可以约束欲望，但不能消灭欲望。
所以制度要不断更新，不断监督，不断把权力关进笼子里。
他在这条旁边又写了一句话——“明年重点抓干部监督。不能等出了大事再抓。”
韦格纳把报告合上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雪还在下，比刚才小了一些。
远处的工厂灯光还在亮着，那是夜班工人在干活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冷空气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报告纸翻动了一页。
他把窗户关上，回到桌前，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内线号码。
电话响了两声，对面接起来，是值班秘书的声音。
韦格纳说：
“通知经济委员会、组织部门、监察部门——一月三日上午开会。
议题：干部监督条例修订、消费品生产计划调整、农村机械化新一阶段方案。
另外——让外交委员会准备一份对苏联和东大的经济协调备忘录。
时间放在一月十号之前。”
说完，韦格纳挂了电话，把报告收拾好，叠整齐，放进公文包里。
他拿起大衣，关了灯，走出办公室。
走廊里很暗，只有尽头有一盏应急灯亮着。
他沿着走廊往楼梯口走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。
他想起一件事——今天他答应安娜要回去吃饭。
韦格纳加快了步子，大衣搭在胳膊上，公文包夹在腋下。
楼梯口的风灌进来，冷得他缩了一下脖子。
他走出大楼的时候，雪停了。天很黑，但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层极淡的灰白色。
韦格纳站在台阶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钻进等在门口的汽车里。
引擎发动了，车灯照亮了前面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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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人民委员会大楼。
这天的晚上，柏林下了一场小雪。
雪不大，薄薄一层，盖在人民委员会大楼外面的椴树枝上，像撒了一层盐。
大楼里大部分办公室已经熄了灯，只有三层靠东头的那间还亮着。
那是韦格纳的办公室。
他没有回家，还有一份报告他没有看完。
韦格纳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摊着一份经济委员会送来的年度总结，封面上印着“一九三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报告（附：国际比较）”。
报告的厚度超过四百页，他看了前一百页，后面的还在翻。
他摘下眼镜，搁在报告封面上，揉了揉鼻梁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窗外的雪还在下，街灯亮着，照着空荡荡的人行道。
远处有工厂的灯光，灰蒙蒙的，像一片不会熄灭的雾。
韦格纳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回到桌前，重新戴上眼镜，翻到报告的最后一部分——国际比较。
报告的第一张表格是“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对比”。
韦格纳用手指顺着表格往下看。
钢——德国人均零点五吨，苏联人均零点三吨，美国人均零点一八吨，英国人均零点三吨。
发电量——德国人均两千度，苏联人均八百度，美国人均八百度，英国人均一千五百度。
水泥——德国人均三百公斤，苏联人均一百二十公斤，美国人均两百五十公斤，英国人均两百公斤。
韦格纳看了两遍这个表格，然后把手指从表格上移开。
他记得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刚成功的时候，德国的钢产量连英国的三分之一都不到。
现在德国人均钢产量是欧洲第一，超过了英国，接近美国。
韦格纳翻到第二张表格——“国民收入分配”。
表格上写着：德国工人平均实际工资比一九一八年增长五点二倍，比一九一三年增长三点一倍。
苏联工人平均实际工资比一九一三年增长二点八倍。
美国工人平均实际工资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一成五，比一九一三年增长不到一倍。
他在这张表格旁边用铅笔画了一道线，写了一个词——“差距”。
他把报告翻到第三部分——“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”。
这一部分的数据他大部分都熟悉——全民免费医疗覆盖百分之九十八点七的人口；
免费义务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全部免费，大学学费全免，助学金覆盖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学生；
退休金平均每月一百二十马克，加上企业年金和公积金，退休工人平均生活水平高于革命前在职职工；
每周工作时间四十小时，带薪年假每年三周，法定节假日十二天。
他看了几页，然后翻到附录里的一张对比表——表上列着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。
美国没有全民医保，英国有部分医保但覆盖不到一半，英共的同志们还在努力。
日本由于刚解放不久，几乎没有。
美国如今工人的周工作时间是六十八小时左右，带薪年假平均不到四天。
他把这张表看了两遍，然后把报告合上，搁在桌角。
韦格纳靠在椅背上，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他在想一件事——优越性在哪里。
优越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
优越性是制度带来的。
德国的工厂是工人的，不是资本家的。工厂的利润归工人自己分配，不是被资本家抽走。
工人有动力改进技术，因为改进技术的好处是自己拿的。
德国的土地是农民的，不是地主的。农民种出来的粮食是自己的，不是交租交掉的。
农民有动力提高产量，因为提高产量的好处是自己留的。
德国的银行是国家的，不是私人的。
银行的钱用来投资工厂、农场、铁路、学校、医院，不是用来投机炒股。
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就是优越性。
优越性不是一句话，是一本账。
账上每多一个数字，背后就多一群人过得好了一点。
想到这里，韦格纳拿起笔，在报告封面的空白处写了几个字——“账要算细。
不能只看总数。
要看每个人碗里多了多少。”
他写完，把笔搁下，翻到报告的最后一章——“存在的问题与矛盾”。
这一章他看得最慢。
报告里列了几条：
第一，重工业发展过快，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，
消费品相对还是有些不足，部分商品仍然需旧要国家的调控和配给。
第二，农村机械化程度还算均衡，但德国东部地区的机械化程度稍微逊色于西部地区，
部分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。
第三，官僚主义仍旧有所抬头，部分地方干部脱离群众，办事效率下降，群众信访量增加。
第四，与苏联、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协调还不够顺畅，贸易结算和技术标准有时会存在些许分歧。
第五，也是最让他警惕的一条——“极少数干部仍旧暗里追求特权，
住房、用车、子女入学等方面出现特殊化倾向再次抬头的迹象，群众对此有反映。”
韦格纳在这第五条旁边画了两道线，写了一个词——“危险”。
他记得一九二八年他推动“公务员日常生活规范”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发现有些干部开始住大房子、坐好车、把子女送进相对特殊的学校。
那一次他处理了一批人，处分了一批，撤职了一批。
但问题依然没有根除。
每次经济持续攀升，这股子特权思想就会冒头。
这不是德国一个国家的问题。
苏联有，东大有，法国有，意大利也有。
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，但解决不了人的问题。
人是有欲望的。
制度可以约束欲望，但不能消灭欲望。
所以制度要不断更新，不断监督，不断把权力关进笼子里。
他在这条旁边又写了一句话——“明年重点抓干部监督。不能等出了大事再抓。”
韦格纳把报告合上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雪还在下，比刚才小了一些。
远处的工厂灯光还在亮着，那是夜班工人在干活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冷空气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报告纸翻动了一页。
他把窗户关上，回到桌前，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内线号码。
电话响了两声，对面接起来，是值班秘书的声音。
韦格纳说：
“通知经济委员会、组织部门、监察部门——一月三日上午开会。
议题：干部监督条例修订、消费品生产计划调整、农村机械化新一阶段方案。
另外——让外交委员会准备一份对苏联和东大的经济协调备忘录。
时间放在一月十号之前。”
说完，韦格纳挂了电话，把报告收拾好，叠整齐，放进公文包里。
他拿起大衣，关了灯，走出办公室。
走廊里很暗，只有尽头有一盏应急灯亮着。
他沿着走廊往楼梯口走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。
他想起一件事——今天他答应安娜要回去吃饭。
韦格纳加快了步子，大衣搭在胳膊上，公文包夹在腋下。
楼梯口的风灌进来，冷得他缩了一下脖子。
他走出大楼的时候，雪停了。天很黑，但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层极淡的灰白色。
韦格纳站在台阶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钻进等在门口的汽车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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